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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道学家多半是心口不一的伪君子，但面子上总得装成一派“正心诚意”、一介不取的清高相，流风所播，也驱使人们对待金钱上有某种思想障碍和感情矜持？？？这大概是中国文人最普遍的标准心态。而且，作为遗传密码，到现代还是影响人们对待金钱关系的一种情结，类似容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
何满子，1919年生。浙江富阳人。曾任报馆记者、编辑、总编辑，大学中文系教授，
出版社编审。著有美学、文艺学、古小说研究、历史、民俗等论著及杂文、随笔集等共四十余种(册)。
中国历来士大夫的传统价值观是重义轻利，作为中国统治思想的儒家孔孟之道将义利之辨视作君子小人之所分。《论语》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也。这“利”并非专指货贿财富，而是泛指各种不正当的“实惠”，也包括为谋取“实惠”的运作手段如相匿为非、结党营私、搞关系网之类。所以与义利之辨并举，有“君了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这些训条。《孟子》书里与“仁义”对举的“利”也不专指财富，“上下交征利”的后果要延展到弑君灭国，远远超过对财富的攫取。大概直到两汉以后，人们的观念里才将“利”和“财富”视为对应物，《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即此之谓。
有一点颇为特别的是，大约自两汉以后，中国士大夫义利之辨的观念中，所指的“利”即财富，似乎不关涉土地、房舍等不动产，而是专指金钱(通货)而言。这种观念显然和理财政制上的“重本轻末”有关，即士、农、工、商四民的序列将商排在末等。别说国君和王侯贵胄，平民拥有万顷土地也从未见有非议者，而贸迁牟利的商人则被斥为“市侩”，“铜臭”。先秦似乎没有这种风习，也有例可征：经营商业买卖追逐利润者，当时未被视为不光彩，《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两位春秋晚期大名鼎鼎的人物干贸迁赢利的买卖，越王句践的谋臣范蠡和孔子的高足子贡。没有写入《货殖列传》的还有更重量级的大款兼大腕吕不韦。这位秦始皇的“假父”，后来当了秦国的丞相，封文信侯，又染指学术，纠集门客编纂了《吕氏春秋》的跨领域人物，也是“阳翟大贾”起家，而且是“往来贩贱卖贵”的标准投机商。他将商场里的投机手段施之于政治角逐，结交并投资于处在厄境中的秦国公子子楚即后来的庄襄王而得逞，这场“奇货可居”的野心家的买卖，堪称胆大包天的“风险投资”。太史公在《史记？吕不韦列传》对他没有好评，是针对其政治投机而非经商而发。从范大夫和孔门贤人也“下海”经商看来，先秦人并不以贸迁营利为不体面，司马迁对他们也并无贬辞，到了汉代情况就不同了。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虽没有正面表述他的同时代人对商贾的看法，但从传文中“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数语看来，汉朝人奢谈仁义，鄙夷追求财富的舆论似乎已成风气。这当然与汉王朝进一步推行“重本轻末”的政策以及定儒学为一尊的思想统治有关。司马迁倒是不认同轻视财富的矫情之风的，他引称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义，说“人富而仁义附焉并列举史例后指出：“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结论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是实话实说，没有人喜欢挨穷受苦，问题只在取之有道，得之不丧廉，使用得合理而已。
财富为人之所欲，金钱具有诱惑力，机巧人便幸取苟得，并用钱做坏事；社会愈发展，金钱能玩的花样便愈多，人们对金钱的鄙恨也愈发偏激。东汉时便有“铜臭”的咒词，典出《后汉书？崔马因列传》。崔家自前汉起，累代业儒通经，恪守礼法，向以清介著名于世。崔马因的侄孙崔烈，本来也有重名，官至九卿，正值灵帝时政局隳败，朝廷公开卖官鬻爵，崔烈耐不住诱惑，通过宫廷保姆，纳钱五百万买了三公之位。这样素有重名的人也干这种“权钱交易”，于是“天下失望”，“论者嫌其‘铜臭’”。人们将一切罪恶归之于金钱，“铜臭”一词便不胫而走，成了普遍使用的鄙恶金钱的“物格化”的流行语。
鄙恶金钱而斥之为“铜臭”的舆论延至两晋，以清高自珍的士大夫对金钱便产生了思想和感情障碍，当时的名士班头王衍竟至“口不言钱”，连提到“钱”字也嫌脏了嘴。王衍遇到避不开要讲到“钱”时，就改用“阿堵物”(犹言“这东西”)以代之。由于王衍的重名，“口不言钱”成了美谈，遂使“阿堵物”后来竟成了金钱的代名。士大夫间不论真清高还是假清高都以沾染金钱为羞，矫情到惟有清贫才是风雅的，沾上“铜臭”便是“俗物”，这种风尚和人们的心理状态，可从东晋时高僧竺法深拍马屁迎合简文帝一事看出端倪。
《世说新语？言语》载：“竺法深在简文坐(座)，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这一记马屁把简文帝拍得甚为舒服，因为照常情，倘是对一个穷汉指明他是穷光蛋，虽是实话，听者肯定要羞恨；而对王侯宅第视之为“蓬户”，主人不会真的穷困，而金玉富贵在风雅之士是通常视为俗物的，把富贵人说成清素，虽是假话，对方却能欣然接受。从这个机灵和尚的这一精致的拍马，可以看出人们对财富的态度，从而察知“铜臭”观念是如何潜默地深入人心。
视金钱的秽物，为万恶之源，这一观念之普遍，还可从西晋人鲁褒的《钱神论》一文为当时所广传一事得到印证。鲁褒不是名流，他“不仕”，身世也不详，但《晋书》却特地为了这篇《钱神论》替他立了一篇传。传文中对传主的事迹阙如，首尾两三句话交代了一下，只录载了这篇《钱神论》。后世称钱为“孔方兄”，就是由此文“亲之如兄，字曰‘孔方’”一语而来。文章刻骨地讽刺了钱可通神的世态，说这“神物”能使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闻)非钱不发。”以至“钱之所祜，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要之，金钱万能就成了金钱万恶，鲁褒所指陈的确是当时的世相。这一世相至今犹未过时，不过随时代而翻新，演化得更为花样百出罢了。
《鲁褒传》说《钱神论》作于西晋惠帝元康(公元292？299年)年间，也正是王衍在世的同时，清谈名士辈出之际。从这些史例可以测出当时士大夫对财富的态度，他们对“阿堵物”和“孔方兄”的鄙恶的程度，已从传统的“重义轻利”演变为更加绝对化的“义善利恶”观。然而金钱又是人人“不学而俱欲”的诱惑力极强的东西，于是除了少数特立独行的廉介之士之外，都处于理念上视为“利恶”而“情性”上却难拒其诱惑的悖论之中。挡不住诱惑的，哪怕是在王衍“口不言钱”的极端鄙恶“铜臭”的名士氛围中，也有王衍的宗兄、列名“竹林七贤”的“俗物”王戎，贪婪而又悭吝，为世所诟，更不说也属于“名教中人”滔滔天下的贪墨官吏了。
但形成了舆论的“铜臭”“利恶”观毕竟是一种道德制约力，作为士大夫价值观中的“显意识”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人们的心里，自中古起直到近代，绵延未绝。尤其在宋明以后，程朱理学成了统治性的思想，强调“伸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和早先“义善利恶”观恰好能挂钩，使追求物欲更加强其禁限。虽然，道学家多半是心口不一的伪君子，但面子上总得装成一派“正心诚意”、一介不取的清高相，流风所播，也驱使人们对待金钱上有某种思想障碍和感情矜持？？？这大概是中国文人最普遍的标准心态。而且，作为遗传密码，到现代还是影响人们对待金钱关系的一种情结，类似容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
决定人们的行为趋向之根本，当然是社会制度和时代风尚；其次是人所处在的具体环境的影响。人和财富这一敏感关系尤其如此。比如权钱交易，在权力缺乏制衡机制的制度下，权力者攫取非分的即非义财富这事是无法禁限的，乃至是习以为常的公开行为。《儒林外史》中的南昌太守王惠，一上任就公开念叨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可见这是专制政制下的常态。只有落在“清水衙门”如翰林院、学校这类环境下，方只能是“穷翰林”和“穷教官”。真正明义利之辨和视金钱为“铜臭”的人十分稀罕，因此正史专门要列“廉吏传”予以特别的表彰。
纵观中国的历史人物，能以廉洁自律，不苟取非分之财者，还是以文人为最多。文人也大多从政做官，但凡是学术上、文学上有成就的人物，极少有财务问题上的丑闻，这不能不和义利之辨和以金钱为“铜臭”的清高思想有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为世所艳称；韩愈不过是为人作“谀墓”之文收受笔润，尚被人认为是盛德之玷，即拿点稿酬也成了话柄。从这两件事例的背向之间，旧日士大夫对金钱的态度显示无遗。这样的舆论氛围下，对待金钱就关涉到名节攸关的问题了。
要之，至迟自汉代起，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这种财富观念已日积月累得根深蒂固，即使十九世纪末叶起中西交通日益频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行为和财富观念东渐，近代工商业在中国兴起后，已有一批感染了西方理念和习俗的人不再以追求财富为不光彩，但直到二十世纪，大部分文人，特别是所谓“书香人家”出身的，传统的“铜臭”观念仍十分牢固，对金钱问题十分敏感。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向熟人借用或索取书籍、什物之类并无感情障碍，倘是借钱甚至索债，就觉得不好意思，难以启齿。亲友间馈赠或喜庆送礼，礼品无妨，送钱就觉得很俗气，而且要顾虑到送少了对方会嫌你吝啬；多了怕人说你摆阔，只有极亲密相知者才不会见外。以笔者的见闻，送礼以“红包”为常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至少是文人之间如此。
关于财富方面的世风，大概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丕变的。上世纪前半叶，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腐败黑暗的统治下，贪官污吏的搜括，不法商人的欺诈牟利，自是家常便饭，不足为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头自然也有少数官吏贪污，商人非法经营，但非法和不道德地攫取财富的现象确为罕见。当时的分配制度使社会贫富差距极微，锁国政策和各种反常识的折腾和“自然灾害”造成了物资的极度匮乏，广大民众低水平的生存尚且不易维持，遑论追求富裕？官员的越轨行为顶多也只来点多吃多占，社会在财务问题上堪称清明。知识分子则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革面洗心尚且不暇，既无条件也无心情来关心财富问题。接着来的是十年灾难性的“文革”，除了造反派打砸抢的掠夺和破坏造成乱局外，知识分子境遇更加悲惨，做梦也不会想到财富上去。整整一个时代，向来都困扰文人的财富上的人生抉择的问题被彻底排除出议事日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了，经济建设成了当务之急，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自由竞争。中国这条大船要改变航向可不容易，于是引来了前所未有的颠簸，财富的分配引发了社会的剧变。
转轨期中本易产生各种弊端，加上法制不健全，机制的监督乏力，民主监督受限，遂使强有力者能以超经济手段掠取财富，权钱交易盛行，不法工商业非分牟利。官场的贪污腐败，商场的奸伪欺诈，花样百出骇人听闻的丑闻几乎每天都见载于传媒，更不说可以想见的尚未曝光的暗箱操作。社会道德的滑落成了公众议论的热点，令人切齿寒心。更糟的是，这种道德败坏已经殃及本该维系风教的精神群体，素称清高的学术文化领域，艺苑文场也常出现蹊跷的故事，这在文人与财富的关系上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揭露出来的问题花样繁多，最惹起訾议的有，剽窃他人的精神劳动成果猎取名利；以权位或金钱攫取他人著作的署名权；学府和研究院所争“项目”、“课题”敛财分肥并排挤攘夺；用不正当手段谋取学衔和名位；以商业操作手段贩卖学衡和名位，相应导致学位泛滥贬值？？？有人讥之曰“捐班刊登学术论文的贿赂交易；学术文艺评奖中的幕后操作……其间有互惠分享，有关系网，较之官场的贪污腐化和商场的假冒伪劣别是一功。至于开会发红包，炒作给好处，吃吃喝喝之类，则更属于例行的游戏规则。旁如出版界和影视界只往钱眼里钻，只管畅销和票房价值而大出低级媚俗的宣扬武侠、歌颂辫子皇帝之类的负值文化；高校竞聘垃圾文化和“无厘头”明星任教讲学以自贬格调，亦为世界学府所未曾有。凡此种种，都见于传媒，播于道路，引起议论，已非珍闻。各种现象集中起来省察，真堪怵目惊心了。
观照历史上的文人以金钱为“铜臭”，视“孔方兄”为罪恶渊薮，乃至矫情到“口不言钱”，其鄙恶金钱的“洁癖”诚然有些过分，有点矫枉过正，但与当今文人的反其道而行之的风尚相较，倒令人觉得古人的迂执也有几分可爱。当今不少论者经常鼓吹继承传统的优秀文化，甚至提倡读经，笔者并不完全苟同，但孔孟经传中强调的“义利之辨”的原则，确实至今仍是做人的道理，值得文人自省。挽回颓风当然要从体制等多方面入手，可是理念和善良愿望毕竟也是一种内驱力，要提倡提倡，鼓吹鼓吹，不宜轻忽的。上海证券报何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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