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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事务的副秘书长埃格兰1月1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承诺向印度洋地震和海啸受灾国提供捐款的总额已升至20亿美元。如果有人对国际社会的慷慨解囊嗤之以鼻，你千万不要惊讶；如果他进而断言印度洋海啸不算太糟，你更不必为此怒发冲冠。因为很显然，有如此另类想法的人必然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世界的一条金科玉律是：激励是重要的。曼昆那本经典的教
科书《经济学原理》就将此奉为经济学公理之一。如果从激励角度出发，灾害后的经济援助是全无“经济理性”的，因为这种对灾害后损失的救助降低了灾害的伤害程度，减少了灾害引致的痛苦，这从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受灾国对灾害的接受度，使其缺乏缩小灾害振幅和防止灾害重现的激励。
这套逻辑听起来荒唐，但在经济学界其实并不鲜见。著名经济学家巴罗曾经在他的文集里不无自豪地提及他和爱尔兰传奇摇滚乐队U2关于非洲艾滋病救助的争论，当宅心仁厚的U2试图说服巴罗参与改善非洲艾滋病患者生存环境的活动时，这位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守望者却斩钉截铁地予以了拒绝，因为经济学素养使他坚信，所有减少艾滋病痛苦的努力都是对预防艾滋病的负面激励，本质上是无益于消灭艾滋病的“蠢事”。
经济学家们甚至会“大逆不道”地以为灾害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灾害可以通过“创造性的破坏”刺激灾后生产，拉动经济增长。这里的逻辑来自于经济学所谓的“破窗理论”，打碎玻璃能够产生玻璃生产需求，进而引致各种派生需求，无异于给经济打了一针强心剂。
然而实际上，对海啸或是艾滋病的灾后救助在普通人看来是如此的理所当然，而灾害本身更不会是什么大快人心的好事。为什么经济学会如此薄情寡义？这必须得追溯经济学的哲学根源。我们这里说的经济学，指的是源自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西方经济学，这门配置资源的社会科学是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这就注定了其世界观的偏颇。就连经济学鼻祖斯密本人在自己的另一本传世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也以“利他主义”为核心颠覆了自己的经济学世界观。
经济学是一门以价格为中轴的社会科学，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它的边界。但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有价格的，生命就是最好的例子。既然不能给生命标价，那么经济学习惯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无从施展。一味牵强地抬高经济学的“显学”地位，扩张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纵容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肆意渗透，只能得出有悖于人之常情的冷酷结论。
关于海啸的经济学分析至少提醒了我们，在面对其他诸如“扩大贫富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降低失业保险有助于充分就业”等稍显另类的经济学论断时，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经济学不是万能的，经济学家的话也并不总是令人信服的，没有边界的学科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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