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药品市场，新药的不断推出本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已经很难再引起轰动效应。但复方蒿甲醚——一种抗疟新药的问世和成长，却受到了世人异乎寻常的关注，成为中国和世界医药界长期议论的话题。这一切，皆因这个药源自中国，它既给中国医药界带来巨大的声誉，但其荣耀背后的尴尬却又显而易见。集骄傲与尴尬于一身的复方蒿甲醚，值得我们去研究、总结其在国际化道路上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以给正在致力走向世界的中国医药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复方蒿甲醚：骄傲与尴尬

    2004年12月21日。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大宴会厅。复方蒿甲醚国际医药合作十周年庆祝会在这里举行。

    当复方蒿甲醚国际医药合作项目合作方将一系列数据和事实提供给与会者时，谁也不能否认复方蒿甲醚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世界首创的青蒿素类复方药物，由两个中国创新药物组方，是目前全球惟一固定比例的青蒿素类复方疗法药品，原料和制剂均在中国生产；

    在49个国家和地区获发明专利，包括欧共体13国、非洲工业产权组织11国以及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25国；

    在80个国家获得药品注册，并在32个国家上市销售；

    被14个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药物，22个国家将其列入国家疟疾治疗指南；

    国际抗疟援助计划的首选药品，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定为灾难和难民救助中惟一的抗疟药，2002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入基本药物核心目录。

    迄今为止，复方蒿甲醚仍是惟一被世界广泛承认并在世界广泛销售的中国专利药品，是中国惟一真正走向世界的药品。

    但当我们不被这些眩目的光环迷失双眼，就会发现，所有这些骄傲的背后，却还隐藏着许多令人尴尬的事实：复方蒿甲醚的巨大成功，完全是由跨国制药巨头——瑞士诺华制药公司运作的，是诺华投入巨资进行了药品的后期研究、大范围的国际专利申请和新药注册；尽管我们不甘心只做原料药生产大国，尽管我们已拥有了复方蒿甲醚——一个真正走向国际市场的药品，但就是这个药品，我国制药企业却还仍旧充当了原料生产企业的角色，制剂最终还是由诺华设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中国制药业还是没有实现用自己的创新药在国际市场赚大钱的梦想，获取的还是原料加工费及专利使用费；诺华拥有复方蒿甲醚的国外销售权，以成本价将该药提供给WHO，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但中国其他生产同类抗疟药的企业要想把自己的药品再推向国际市场，复方蒿甲醚的价格及市场，将是他们永远绕不过的山峰。

    这就是复方蒿甲醚，一个交织着骄傲与尴尬复杂情感的药品。

国际合作：不能不走的路

    追根溯源，复方蒿甲醚的骄傲与尴尬，都是由一个国际医药合作项目引起的。

    1994年9月20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中信集团技术公司、昆明制药(资讯 行情 论坛)厂等中方单位（一年后浙江新昌制药厂加入），与瑞士诺华公司的前身之一瑞士汽巴-嘉基公司正式签署协议，开启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中外医药开发项目，项目的目标是让中国的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获得专利，进入国际市场。这其中，中信技术公司作为政府指定的牵头单位，负责项目的协调和支持；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是药品的发明单位；昆明制药和新昌制药分别提供复方蒿甲醚的两种原料蒿甲醚和本芴醇；诺华主要负责药品的补充性研究、国际临床试验、专利申报、药品注册以及国际市场开发、宣传推广和技术指导等工作，并由其位于北京昌平的制剂厂生产复方蒿甲醚片剂。

    至于项目的确立，专利发明第一人、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周义清教授，始终参与该项目协调工作的中信技术公司项目经理刘天伟都向记者谈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参加青蒿素研究的科学家们都痛切地感到不能再走“捧着金饭碗没饭吃”的老路了。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为青蒿素类药物走向国际市场做了大量的工作。多方努力难以奏效后，与知名国际医药公司合作的策略最终确立。

    周义清回忆，复方蒿甲醚与诺华还差点失之交臂。当时，诺华的专家组来华选择青蒿素类药物合作项目，中方做了精心准备，将所有青蒿素类抗疟药都拿出来介绍给他们，但都没有被选中。专家们的理由是，这些药品虽然都是好药，但都过了专利保护期，不能在国外申请专利，他们希望得到一个有望申报专利的药品。复方蒿甲醚当时并不在候选之列，因为它刚通过我国有关部门的新药审批，但还没拿到新药证书，即使证书到手，也仅是个三类新药，而候选药中就有三个一类新药，中方觉得别人根本不会要它。谁知诺华最后选中的恰恰是中方并不看好的。

    中方寻求国际合作如饥似渴，诺华的初衷是什么呢？上任不久的诺华中国区总裁兼首席代表李振福以公司变动频繁、自己了解情况不够为由，没有给出具体答案。刘天伟分析，1979年，诺华前身之一的汽巴-嘉基公司成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宗旨是为贫穷国家大规模人口疾病找到新的治疗药物，青蒿素类抗疟药正好和基金会的宗旨一致。周义清觉得，诺华来华“找药”，还是比较划算的，利用现成的药肯定要比自己研发新药省得多，这是一个跨国制药企业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复方蒿甲醚项目走过十年，中外双方合作顺利。诺华先后多次派出40多名专家来华，对复方蒿甲醚的两个原料生产企业的GMP工作进行现场审计和指导，使得两个原料的生产工艺不断提高，整体水平达到了国际生产规范的要求。中国医药界终于拥有了享有国际声誉的药品。周义清、刘天伟都认为，能有今天的结果，中方应该满意了。因为如果没有诺华，我国医药界可能至今还没有一个世界级的药品；如果没有诺华，复方蒿甲醚可能还像其它青蒿素类抗疟药一样，至今还不能走出国门。他们都认为，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必然选择，尽管我们还有许多没有得到，但毕竟已经得到了许多。是现在的成功让人产生了太多的想法，周义清坦言，他们当时觉得能赚到原料钱就行了。

    李振福透露，诺华为复方蒿甲醚项目的总投入在一亿美元左右。诺华从合作中又得到了什么呢？李振福说，诺华有许多种药，但没有一种药能像复方蒿甲醚一样会经常在诺华总裁会议上被提到。是它为诺华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并不是。他说，事实上，诺华是在亏本做这个药。李振福解释，这是世界抗疟药市场的特殊性决定的。目前疟疾流行区主要在非洲，而非洲又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这就决定了这个市场现在还不是真正很成型的商业市场，更多的是公益市场。现在购买青蒿素类抗疟药的，绝大多数是WHO、全球基金等各种公益组织和非洲国家政府。所以诺华承诺以成本价向WHO提供复方蒿甲醚，并接受WHO的审计。这只是直接成本，诺华还能收回钱来，但间接成本，就不能打入成本了。李振福说，2004年，诺华为复方蒿甲醚付出的间接成本至少在1000万美元，今年可能还会更多。一个并不赚钱甚至还赔钱的项目，诺华为什么还要坚持搞下去呢？李振福说，这是历史形成的一个责任，一个制药企业在社会上所承担的责任。疟疾每年要夺去300万人的生命，平均每30秒就有一名儿童因疟疾死亡，从道义上讲，一个制药企业应当为他们做点事情，能力上能做而不去做，是亏心的事。而企业这样做了，对行业形象、企业声誉都是最好的。事实证明，诺华的做法也得到了全球的认可。而对诺华这样一个年销售额249亿美元、净收入50亿美元（2003年）的跨国公司来说，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李振福坦言，对诺华来说，复方蒿甲醚项目亏损不亏损不是问题的根本，他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如何能保证满足WHO的需求。今年WHO提出6000万个疗程的需求，但他们只能提供3300万个。他认为，在国际抗疟药市场上，诺华并不存在垄断市场的问题，和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也形不成竞争关系。现在青蒿素类抗疟药能覆盖的人群还很小，诺华对任何新药进入国际市场都很欢迎，而且能有更多的新药对诺华还是某种程度的解脱。

    合作项目中，中方为什么只提供原料，而不生产制剂呢？刘天伟说，事实是，中方目前还没有一个企业的制剂生产水平达到国际制剂生产规范的要求。如果有一天某个企业达到要求了，中信将有可能说服诺华放弃制剂的生产而转交给中方企业。

国际合作：还要走的路

    复方蒿甲醚带给中国医药界什么样的启示？李振福含蓄地表示，一个新药要真正实现国际化，周期很长、投入很大，怎么能借助现有资源走国际合作这条捷径，是一个值得中国医药界思考的问题。周义清认为，国际合作就是借力，自己上不去，让别人带上去。刘天伟则将国际合作形象地比作“中国人的儿子外国人养”。毕竟从项目伊始就参与进去，刘天伟从他称作的这种“过渡模式”中发掘出了更深刻的道理。

    首先，中国医药要走向世界，必须坚持走创新之路。当今世界，如果没有世界承认的新药发明，要取得全球发明权并占据世界市场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开放的环境中，仅仅拥有自己国家的发明权，就等于是将应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保护的权利拱手让给别人。从目前看，要取得国际新药发明权，其中最常用的是国际新药专利注册，它既能使新药进入国际保护网，也可为新药进入国际市场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其次，中国的新药要走向世界，必须加快与国际新药标准化接轨的力度。否则，再好的发明也无力取代新药研发生产的国际标准程序。因为化学新药研发采用什么样的标准，现已形成了国际公认的法律程序，这种标准也已成为新药质量的衡量标准，也是对新药研发企业水平的评价标志。因此，世界各大医药企业不仅加大新药研发的力度，而且严格实施国际标准化程序，千方百计使自己研发的新药完全符合国际的最高标准。在国内，主要强调的是新药的创新发明，力争以发明权取代国际新药研发标准化，相信“酒好不怕巷子深”的道理，这在国际商业市场上已是非常可笑的思维方式，其结果造成中国发明的以青蒿素类为首的一系列抗疟新药历经20多年，至今仍徘徊在国际医药法制管理的门外，形成药品注册销售国家数目少、数量低、遇到的来自国内外同类产品的竞争大甚至是假药危害等等被动局面。

    第三，中国新药借助国际合作走向世界具有现实意义。鉴于目前我国难以实现新药研发标准与国际标准化全面对接，新药发明技术产权的国际保护也尚难全面实现，在国产新药至今无力进入法定化、规模化国际贸易市场的现实情况下，中国抗疟新药借与国外医药巨头合作走向世界的过渡模式，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是一种扬长补短、优势互补、投入风险转移的双赢模式，中方的优势是国际发明专利新药，外方不仅是投资和技术支持，更是药品上市前风险的承担者，并借助独占专利20年保护的基础，充分利用其雄厚的财力和技术优势，以进一步按国际标准完善中国新药，使之进入国际市场。对中方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了我们难以解决的国际专利、国际标准化和新药国际市场准入的难题，并且在合作中学到了国外先进思维和管理经验，为研究机构和企业培养了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为更多的中国新药走向世界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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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青蒿素到复方蒿甲醚

    1967年5月23日，在毛主席的关怀和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组织了我国第一个抗疟药物开发全面大协作项目，简称523项目。在寻找新型抗疟药的过程中，科研人员从祖国医学宝库中汲取灵感，发现早在公元340年东汉医学家葛洪的著作《肘后备急方》中，就有使用青蒿治疗疟病的记载，这给了他们很大启发。科研人员经不断筛选最终选择了以中药黄花蒿为重点突破口。1971年至1972年间，北京、山东、云南的科研人员几乎同时从黄花蒿中提取了抗疟有效成分，并将其统一命名为“青蒿素”。随后，青蒿素在海南岛和云南等疟病高发地区进行了临床试验，结果证实具有速效、低毒、与氯喹无交叉抗性的特点，很快在国内疟疾治疗中开始试用。

    青蒿素是“523项目”取得的最辉煌的成果，也是第一个由我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它的出现是中国乃至世界抗疟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对世界医药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

    随着青蒿素临床应用增多，它的不足之处也逐渐暴露出来，于是，开发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半合成衍生物药品的工作随后在各地展开。经过多年努力，在青蒿素基础上，中国科学家又相继研发出蒿甲醚、青蒿琥酯和双氢青蒿素等药物。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化学家邓蓉仙教授和课题小组开始研发化学合成抗疟药，经10多年艰苦工作，从300多个化合物中发现了新化学结构药物本芴醇。

    基于蒿甲醚和本芴醇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周义清教授首先将蒿甲醚与本芴醇配伍使用，作为课题主要负责人在组方配比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验，最终研制出首个含青蒿素类衍生的的新型固定比例的复方抗疟病——复方蒿甲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