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强省”战略的提出和深远意义

    针对甘肃省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国有经济比重大、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小，传统产业比重高、新型产业比重低，经济结构不合理，矛盾日益突出，工业发展水平总体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现状，为进一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以创新精神加快国有经济“进而有为、退而有序”的战略性调整，发挥比较优势，增强 竞争力，加快非公有等多种经济成份工业的发展，使甘肃工业从规模和质量、速度和效益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更好地促进全省经济的发展，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实施“工业强省”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发挥“支柱版块”把“大的做强”，发挥“创新版块”实现“产业升级”，发挥“活跃版块”把“小的放活”，从而实现全省工业经济在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上取得新的进展。

    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推动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和股份制改造，完善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工能进能出、管理人员能上能下、报酬能高能低的经营机制，逐步建立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按照“大的做强，小的放活”的原则，加大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力度。二是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步伐，积极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依托石油化工、有色冶金、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医药食品、建筑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领域的大集团和骨干企业，改造和建设一批对甘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带动作用的项目；积极培育一批销售收入达到50亿元以上的大型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利用国家继续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力度的机会，筛选一批科技含量高、技术起点高、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技改项目，以提升企业的产品档次和核心竞争力；重点扶持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加强企业创新体系建设。三是推进企业信息化进程，在企业大力推广计算机辅助设计、辅助制造和生产过程的计算机控制，利用先进实用软件，推进企业物流、人事、财务、营销以及决策的信息化管理。四是加快以非公有制为主的中小企业发展，建立以大带小、助小强大的分工协作体系，以及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创业支持、成果转化和技术进步等有关的政策扶持体系，使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为地县工业的主导力量。五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农村工业化进程，立足资源优势，坚持发展与提高并重，结合农业产业化经营，把农副产品加工业作为发展乡镇企业的重点，培育大中小并举，结构合理的乡镇企业群体。六是进一步强化企业管理，积极采取先进的管理模式，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盈利水平。

    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是现阶段加快甘肃经济发展的战略抉择，是增强全省经济实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甘肃确立实施“工业强省”发展战略，通过发挥优势，突出特色，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将全面带动全省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

    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是今后相当长历史阶段内甘肃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只有尽快实现工业化，才能增强甘肃省的经济实力，切实和稳定地改善经济结构，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只有加快工业化进程，困绕甘肃省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农产品(资讯 行情 论坛)卖难、农民收入过低、就业压力加大、财政困难等才能够有效地得到解决，也才能切实提高全省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二、“三农”问题的内涵实质和成因

    （一）“三农”问题的内涵实质

    “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的简称。

    农民：是指中国共产党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后，与城市居民形成对称的二元国民的弱势群体。占我国总人口近70%。非指自然意义上居住在农村，并从事种植、养殖业的农业劳动者。其划分的标准并非产业，而是以父母的户籍为唯一标准划分的群体。

    农业：是指以土地、水面、草场、山林为主要生产资料的产业群的总称。与其它产业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其生产过程受自然资源制约，具有天然的弱质性。二是产业链条中断，农业只指其中间的生产环节，产前、产后环节则不属于农业范畴。它是二、三产业的基础产业，居民生存的原产业，农民的主产业。

    农村：是指人口集居的城市的城区以外的广大国土地域。即人口集居远低于城镇的乡村，国土承载的公共产品价值量极低的地域。

    “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地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举世公认的巨大变化。但错综复杂的种种原因，使我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还远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虽然长期困绕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缓解了，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效益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矛盾日益突出；虽然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但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相当低下；虽然全民的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在稳步提高，但农村教育、医疗等基本社会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虽然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的问题，是结构不协调的问题。“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它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问题的突出性主要是中国人口基数大，解决起来规模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积攒的时间长，解决起来难度大；新中国建国50年，许多城市政策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比较效益短时间内凸显，解决起来更加复杂罢了。

    现阶段，作为经济欠发达的甘肃省，“三农”问题较之全国更为突出，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是落后社区的格局还未从根本上改变，解决“三农”问题所面临的困难更多，难度更大。

    （二）“三农”问题的成因

    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日益突出，“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有中国特色的客观实际，“三农”问题的产生，有其质的、历史的、社会的深刻原因。主要表现在：

    1、长期的偏向工业、偏向城市的发展战略，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固化，工农差距扩大；相应的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使得大量农业劳动力滞留农业、农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排斥市场经济的重工轻农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通过政府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来使资源配置到工业和城市，城市工业的发展依靠农业的积累，这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保障国家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农业剩余不断向工业部门的流入，一方面促进了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使工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另一方面也使农业部门的相对收入水平低于非农业部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农民贫困问题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而目前偏向工业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政策并没有得到完全矫正，国民收入再分配仍在向城市工业倾斜，政府依然提高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将大部分资源配置到城市与非农产业，农村资金仍在通过财政和金融渠道大量流出。二元经济结构固化，城乡差距扩大，进而极大地阻碍着农业及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长期的偏向城市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一方面在通过政府计划经济手段将资源配置到工业和城市的同时，另一方面则通过户籍制度在城乡之间构筑一道制度性壁垒，人为地使城乡分离，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由农业份额下降引起的剩余农业劳动力资源向其它行业、部门的充分转移。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工业经济增长逐步从原来依靠数量扩张转向依靠资金、技术的轨道上来，农村工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明显减弱。

    2、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受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各种矛盾的制约。

    （1）农民增收受到市场需求的制约。90年代后期以后，我国经济已由过去的以短缺为特征转变为以过剩为特征，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及城乡恩格尔系数下降，农产品的供给矛盾也由总量为主转向以结构为主，因此单纯依靠增加农产品总量来大幅度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可能性已很小。

    （2）农民增收受到价格的制约。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确实对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目前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已与国际市场持平或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对于已加入WTO的中国来说，再依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已是不现实的，国家财力也制约这样做。

    （3）农民增收受到农民人数众多的制约。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耕地又少，目前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1.2亩，因此农业生产多为小农经营，难以取得规模效益，这直接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加。与此同时，“十五”期间正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高峰期，每年约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农村就业压力明显增大。而90年代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已难以有“八五”期间的高速度，农村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作用也受到限制。

    （4）农民增收受到负担过重的制约。农民负担过重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因素。据有关方面统计，在我国西部地区，农民税外负担已占农民负担2/3以上，是农民负担的大头。有些地方农民税外负担已远远超过国务院规定的“三提五统”费用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额度。

    3、农业投入不足，难以完全满足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

    （1）受国家财力的制约，财政支农支出虽然总量不断增加，但相对比重却处于不断下降趋势，这给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在国家财力十分困难，各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情况下，仍不断增加农业资金投入。1980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仅为149.65亿元，2000年已增加到1231.54亿元，年均递增11.1%。1980年到2000年这20年国家财政已累计投入支农资金9187.03亿元，这对我国农业的迅速发展，农业基础设施、生产条件的改善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也应该看到，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现不稳定并有相对下降趋势。1980年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2.2%，1985年下降为7.7%，1991年回升为11.3%，到2000年又下降为7.8%。由于国家财力的制约，尤其是县乡财力十分困难，对农业的投入不足，难以完全满足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农业发展后劲不足。

    （2）农业信贷投入不足，更加剧了农业资金短缺的局面。自我国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后，资金趋利性增强，而农业项目由于众所周知的风险大、周期长、盈利率低等原因，很难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得贷款。在农村金融领域处于垄断地位的农村信用社，也不愿意向农民发放贷款。2001年农业和乡镇企业贷款仅占国家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7.8%。目前的农业信贷多投向了效益直接的工商业，农业生产及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日渐减少，这种非农化的信贷结构显然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更加剧了农业资金短缺的局面，也同整个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4、我国农业的科技含量低及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是农业及农民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主要原因，并最终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现代农业技术进步有其两大特征：一是生物技术，二是机械技术。将这两大技术与稀缺的土地资源或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有效地结合以提高劳动生产力，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但这两类技术在我国农业生产中还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九五”时期我国农业的科技含量仅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可达到60-80%；我国现阶段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率只有20-25%，而发达国家可达80%。此外，我国的农业科技重点过于向生产环节倾斜，农业产前、产后有关环节的科技状况，如农产品储运、加工技术等更加不尽人意。

    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农民在竞争中的优劣地位，并最终决定农民的收入水平。近年来，由于我国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大批新兴产业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较高，这使原来许多可以在城市就业的低素质劳动力难以适应要求，甚至无法找到工作，不得不被迫返乡，相对收益下降。尤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已按人力资本特征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这使城市中素质较高的居民收入增加很快，而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的收入则相对停滞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居民用于人力资本的开支费用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很小，正是由于农民的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导致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对先进技术的接受能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的效率不高，进而使农民在加入WTO后的国际和国内竞争中都处于不利地位，并最终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三、加快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为促进甘肃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带来契机

    （一）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有利于扩大农产品消费需求，提高农民收入。

    随着甘肃省“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和各项重点项目的落实到位，甘肃经济快速发展，必将促进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带动城镇居民对于相关农产品消费支出较快增长，从而促使农民收入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同时实施“工业强省”战略，还要大量引进人力资源，同样会扩大对粮食、植物油等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从而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二）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有利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的务工收入

    增加工业投资，扩大工业生产规模，必然增加劳动力的数量。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必然对农村劳动力形成诸如拉文斯坦等人所说的拉力，从而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与数量。近年来，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不断增加，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亮点。2002年全省农民务工收入人均为174元，比上年增加23.42元，务工收入增加对全年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28.67%，务工收入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随着“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如果能够实现当地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当地农民收入无疑会有明显增加。

    （三）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有利于加速推进农村工业化，提高农业工业化水平

    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加快工业化进程，不仅要求工业产业内部工业化，而且要用工业化改造其他产业，使其他产业工业化，如，农业工业化、服务产业工业化等。同时要以工业化的理念、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管理其他产业。按这两个方面来发展农业，一方面有利于对传统农业进行工业化的脱胎换骨改造，另一方面有利于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力发展农业工业化，改变二元经济结构、转移农村劳动力，实现农村小康。

    （四）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有利于带动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仅靠农业自身是“化”不起来的。因为农业处于弱质产业，无法自强。最根本的还要靠工业化带动。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体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建设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工业化、农业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是协调并进的。工业化的实现，必然是农业现代化的建成。

    总之，随着甘肃“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和推进，不论其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增加，对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促进，还是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农民务工收入的增加，都为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机遇，是甘肃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所在。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

    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一目标，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严重制约，尤其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对启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回升形成了很大障碍。“九五”期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逐年递减，1996--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分别为9.0%、4.6%、4.3%、3.8%和2.1%。在“九五”后三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3.4%，尚不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增长速度7.2%的一半。从甘肃省来看，差距更大。1997年以来全省农民收入进入低速增长阶段，特别是1999年和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仅比上年增长1.43%和1.11%，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八五”以来历史最低点。为此，朱容基总理在“十五”计划纲要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当前农业、农村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民为国之根，农为民之本，农村稳则天下稳。从经济角度看，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关键是要解决好发展问题，即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惟有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了，农村经济发展了，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

    五、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实践发展证明，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越高，农民收入水平就越高，反之，农民增收渠道就非常有限。

    从全国各地区农民收入差距来看，2003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2元，收入最高的上海相当于其2.5倍，而最低的贵州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60%，二者相差5089元。根据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及与全国的相对比较，我们将2003年全国各地区农民收入划分为四个等级。一类：高收入地区，包括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天津、福建等7个省市。其农民收入在3700元以上，相当于全国水平的1.4-2.5倍。二类：中等收入地区，包括山东、辽宁、海南、湖北、河北等五个省市。其农民收入在2560--3200元，相当于全国水平的0.98-1.20倍。三类：较低收入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江西、湖南、内蒙古、河南、安徽、重庆、山西、四川等十个省市。其农民收入在2120-2540元，相当与全国水平的81---97%。四类：低收入地区，包括：宁夏、广西、新疆、青海、陕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等九个省市，多属于边远地区。其农民收入在1500-2110元，相当于全国水平的60---80%。很显然，一、二类地区是我国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三、四类地区则反之。地区差异表明，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农民收入。首先，农业产业化水平越高，农业的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越高，辐射带动农户的收入水平就越高。一类收入中的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较高，农业的整体效益较高，从而促进农民收入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其次，农村城市化水平越高，农村经济受城市经济的拉动就越大。一类收入中京津沪三个城市化水平居前的地区，是典型的城市型经济，它不仅为农民提供了多方面的就业渠道，也为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直接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第三，工业化程度越高，非农产业越发展，农村劳动力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就越高，农产品加工、储运等农业产业化步伐就越快。一类收入中有六个地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的非农产业比较发达，第一产业比重低于15%，其劳动报酬收入在纯收入中比重接近或超过40%，居全国前几位。第四，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直接带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和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较高的地区，农业经营规模与内部结构、科技含量与优良品种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发展也得到城市经济的引导和要素支持，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根本出路。

    以江浙地区为代表的经验和实践证明，多数农民不再依赖土地，农村人口减少是农民人均收入提高的一个先决条件。只有这样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的规模才能更有效率，农业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业化、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得更高的收入，务农和务工的人均收入差距才会缩小；只有这样，依靠城市经济和非农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以工业为主的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中小城镇转移和集中，城乡收入差距才会缩小。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出路在于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因为只有实现了农业产业化才谈得到农产品市场化，经过深加工的高品质农产品上了大市场，农民才能从农产品的增加值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且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非农化，从而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了，工业品的市场才能打开，第三产业的发展才有可靠保障，农村的城镇化才能真正实现。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想真正解决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应该更多关注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市化，更加重视如何发展工业，发展非农产业的问题，更加重视这些产业如何能够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就业，使这些行业所能提供的就业迅速增加。

    六、甘肃省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低。自1993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构想以来，甘肃省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发展壮大龙头企业，积极开拓农村市场，不断推进结构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1）主导产业逐步凸现，基地规模不断扩大。经过几年的努力，全省已形成粮油、蔬菜、果品、畜禽四个全省性主导产业和种子、洋芋、啤酒大麦、中药材、草产业、棉花、百合、蚕桑、黄花菜、油橄榄等十个区域性优势产业。同时，各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抓住特色，优化区域布局，调优种植结构，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形成了一批有竞争力的产业带和产业群。全省各类优质专用农作物面积达到1100万亩。其中制种、马铃薯、中药材、啤酒原料、酿造葡萄、高原夏菜、食用百合、球根花卉等一批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特色农产品产销量均有较大提高。（2）龙头企业不断发展壮大。通过加大扶持，重点发展，甘肃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较快。截止2003年上半年，全省龙头企业已达788家，比2000年增加325个，增长70.2%。其中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18家，步入国家重点龙头企业8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33家。据统计，这33家省重点龙头企业固定资产达到62.8亿元，年销售收入35.2亿元，出口创汇4786万美元，带动农户11.6万户。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使农业不断向非农产业延伸扩展，带来农产品的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和信息咨询业等多种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扩大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空间。但是总体来看，甘肃省农业产业化经营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龙头企业多属于中小企业，发展规模小，档次较低，远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要求。

    2、农产品加工转化滞后，农产品附加值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仅可以延长产业链条，使农产品加工增值，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农业的整体效益，而且对于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村就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甘肃省大力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乡镇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作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政策上优惠，资金上倾斜，给予大力扶持，有效地促进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据初步统计，截止目前，全省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1836个，农产品加工业的年加工能力达到1082万吨，占全省农产品生产量的42.6%，农产品实际年加工量达到508万吨，实现产值73.66亿元，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20%。其中，粮食加工能力为23万吨，其他农产品328.2万吨，畜产品30.8万吨，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甘肃省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总体来看，甘肃省农产品加工水平还比较低，与农产品生产相比，农产品加工还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比例与发达省份、甚至是一些临近省份相比差距较大。

    3、农户经营二、三产业层次低，规模小，竞争力偏弱。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户经营的二、三产业由弱小到不断壮大，农户家庭经营从第二、三产业中得到的人均收入由1985年的58.96元增加到2002年的325.7元，增长了4.52倍，年均增长10.58%。农户经营的二、三产业在家庭经营中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13.64%，上升到2002年的21.16%。如果包括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劳务的收入，那么农户从二、三产业获得的收入占全年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将达到36.59%，但这个比例与发达省份相比仍然偏小。沿海发达省份农户经营的二、三产业在家庭经营中所占比重高达40%，包括劳务的二、三产业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达到了60-70%。甘肃省农户经营二、三产业大多集中于建筑业、零售贸易业、餐饮服务业、运输业等。农户经营二、三产业的平均规模较小，2002年每户平均拥有2.5个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为0.5个，户均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为750.55元。

    4、城市化水平低。2003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为40.53%，而甘肃省的城市化水平只有27.38%，低于全国13.15个百分点。目前甘肃省仍处于城市化发展初级阶段，距离“十五”发展目标30%还有2.62个百分点。中小城镇的发展更为缓慢。2002年全省发展到328个镇，但规模小，带动力弱。2003年以来，甘肃省加大了小城镇建设的步伐，实施乡镇撤并规划，到年底全省已发展到468个镇。但在中、小城镇的发展中，存在着主导产业不突出、基础设施水平低、服务功能不强、发展后劲不足等一些制约长期发展的问题。有很多地方把小城镇的发展看作是一种房地产开发，忽视了培植经济支柱和产业支柱，具备条件的和不具备条件的一混而上，导致摊子铺得过多，经济规模小，实力弱，效益差，制约了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5、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速趋缓。据抽样调查推算，自1998年以来，全省农村实现转移劳动力逐年增加。2003年全省实现转移人数达256万人，比1998年增加近90万人，6年间全省实现转移劳动力总人数平均每年为212.62万人，年均增幅达7.48%。实践表明，劳务输转是一项投入少、见效快、富民强省、利国利民的新兴产业。但是，全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多，转移任务繁重。二是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40%；文盲、半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占60%。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劳务输出以“体力型”简单劳动为主。三是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服务体制不健全，转移速度缓慢。甘肃省农村剩余劳动力除1999年转移速度较快呈两位数外，2000年大幅度回落到3.74%。通过定量分析测算表明，甘肃省工业化进程落后于全国，主要原因在于甘肃省非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低，农业人口比重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慢成为甘肃省经济腾飞“沉重的翅膀”。

    七、在“工业强省”中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方向和政策取向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要坚定不移地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解决农民物质和文化富裕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当前和长期增加农民收入为切入点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的要求，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跳出农业看发展，立足全面抓“三农”，来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来研究解决“三农”问题。

    （一）确立农业工业化发展战略

    历史研究表明，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农业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同，因而农业发展战略的实施经历了一个由最初实行的辅助型发展战略向农业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转变过程。辅助型发展战略向农业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转变，实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农业问题的认识，对农业与工业关系问题的认识，已走过了历史的误区，而把农业真正看作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把农业发展真正看作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30余年里，发展中国家由于急于发挥工业主导作用，不重视农业发展。基本上采取了农业辅助型工业发展的战略，即农业辅助型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使得经济建设中有限的资金大多被投入到工业，而农业投入明显不足，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鼓励的不够，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粮食短缺。中东地区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实施了农业辅助型发展战略，由原来号称“世界粮仓”变成了世界农产品的头号买主。

    显然农业辅助型发展战略是根据“工业是主导，农业服从工业”的理论而制定的。正是制定和实施农业辅助型发展战略的这一出发点，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生产增长率和农业生产增长率的低下。在20世纪的整个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粮食生产增长率只有0.1%，人均农业生产增长率则为零。农业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减缓了工业发展的速度，工业部门安置农业中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从而造成大量的失业。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开始重新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重新探索发展农业的道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新的农业发展战略，即以实现农业的商业化和工业化为目标，以农业的发展既具有支持工业发展的手段价值，也具有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内在价值为内容的农业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着眼点就是把农业的发展看作是工业化的一部分，不仅仅是促进工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加强自身的发展。这一发展过程是通过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装备、现代经济管理方法来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农业辅助型发展战略向农业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转变，是发展中国家在寻求现代化发展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深刻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社会进步的基本趋势。

    纵观建国以来30年中，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发展缓慢，甚至连温饱问题都未能解决，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传统的农业辅助型发展战略不能说不是重要原因。

    进入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农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再次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随着国家工业化快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逐步下降，农业份额虽然降低了，但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没有改变。为了避免出现工农业发展失调，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需要确立农业工业化发展战略，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深刻总结几十年来我们党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的实践经验而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创新，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战略。统筹城乡发展，既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今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功转型的重要途径。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提出，尤其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农村全面小康的建设步伐，确保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农业和农村基础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农业仍是甘肃省发展的薄弱环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三农”问题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深层次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跳出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的圈子，着重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城市和农村紧密联系起来，既要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作用，发挥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又要发挥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农业对工业的促进作用，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为目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立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乡平等、和谐协调的发展关系。

    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要做到保护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相统筹，进一步优化粮食生产布局和品种结构，推进特色产业向优势产区集中；发展特色农业与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相统筹，以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城镇化，加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发展城镇产业经济与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相统筹，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与城乡产业结构合理搭配的城乡就业结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统筹，在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的前提下，整合各渠道资金，集中投入使用，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益服务设施建设。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在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中，要大力推进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八、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为契机，以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突破口，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在实施“工业强省”战略进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切实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全面提高农业生产综合能力和质量效益。以市场为导向，以结构调整为重点，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业附加值。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建立符合甘肃实际的城镇体系，以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突破口，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体制保障。

    1、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的产业，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历来是党和政府的头等大事。只有农业基础得到了巩固，经济才能发展，社会才能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同时，农业又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始终面临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因此要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切实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过去我们靠农业支持国家的工业化，支持城市的发展，现在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阶段了。随着国家财力增加、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国家有条件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投入，对农业实行一定的保护政策，建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

    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方向是“用好绿箱政策，用足黄箱政策”。第一，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包括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第二，加大农业公共服务投入。完善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信息服务体系、植物病虫害防治和动物检疫防疫体系，帮助农民抗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第三，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包括生产环节补贴、运输环节补贴等，降低农民的生产流通成本。第四，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多渠道增加扶贫资金和扩大以工代赈的规模，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持。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改善贫苦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第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义务教育由财政负担，改变农民义务教育成了农民义务教育的现状。这对减轻农民负担，培养农村人才，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村小康具有长远意义。

    2、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兴办并做强做大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经营，既是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有效形式，又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既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又是推进农业区域化、专业化和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在切实抓好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的同时，科学调整农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的核心问题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产品的综合竞争力。（1）按照农产品资源优势和特色产业发展的原则，确定各地的主导产业，突出发展以牧、草、饲料、食品、中药生产为主的发展带动性强的农业产业化项目。（2）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以优势产业为核心，建立产供销一条龙，实现农工贸一体化，推进全省农业产业化进程。一要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不断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和外向经济发展的潜力；二要培育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这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抓住国家加大农业产业化投入的机遇，协调落实省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集中力量扶持发展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仓储保鲜和运销服务，引导、支持龙头企业兼并重组、股份合作和推进技术进步；三要培育优势产业和优势区域，使特色产品形成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这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实践证明，有特色才有竞争力，有特色才有好的经济效益。只有按照专业化、区域化的要求，培育和发展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基地，才能使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保持旺盛的活力；四是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构建适应市场发展的产业体系。通过体制创新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从而引导农民主动融入大市场。

    3、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提高农业附加值。甘肃省在一些农业产业和农产品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如将发展乡镇企业的重点放在这些优势产品的精深加工上，根据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同时进行技术改造，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带动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发展。（1）培育、整合以国家和省级龙头企业为重点的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2）通过选择优势项目，制定优惠政策，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招商引资兴办农副产品加工企业。（3）坚持相对集中，合理布局原则，分层次有顺序地发展农产品加工业。（4）提高农畜产品质量和加工产品的质量标准体系，建立和完善检测手段，促进优质优价和专业化生产。

    同时积极实施农产品加工科技行动，培育新的农村经济增长点。（1）加速农产品加工业科技进步，推动加工原料基地建设，实现生产规模化、技术装备现代化，大幅度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农产品附加值。培育区域性支柱产业，继续建设好星火技术密集区，带动农业产业升级。（2）大力开发农产品加工储运技术与设备。开发粮食、油料、果蔬、肉类、奶类等大宗农产品贮藏、保鲜、加工、包装技术与设备，发展农产品专储、专运技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3）依靠科技，建立新兴农产品加工业。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引进良种，开发配套生产技术，推动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农产品原料生产基地建设；大力加强农产品加工技术与设备的研究开发，培育大宗农产品加工科技企业，开发国内外市场，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全面快速发展。

    4、调整政策，创新体制，促进乡镇企业健康发展。乡镇企业是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力量。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正处在转折时期，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加快市场化改革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又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竞争压力和市场约束增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重视和帮助乡镇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要制定和实施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给予乡镇企业以同等的竞争条件和市场环境。引导乡镇企业根据农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要，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储藏、保鲜、运输业，在提高技术水平和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劳动密集性产业。在城市工业和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产业升级过程中，应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并引导其向重点小城镇合理集聚。要通过体制创新、技术改造、布局优化和产业升级，提高乡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开创乡镇企业发展的新局面。

    5、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共同发展，是我国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道路。近年来，随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城市化的重要途径。加快小城镇建设，一是要建立一个符合甘肃实际的城镇体系。甘肃农村人口众多，仅仅依靠大中城市的扩张来推进城市化的道路是极其困难的，必须保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而协调的关键就要在充分考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和不同作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符合甘肃省实际的、比较完整和完善的城镇化体系。二是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进城农民提供公平的就业和生活环境。三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在城镇数量的布局、城镇规模的把握、城镇功能的定位上，需要很好地规划，不能遍地开花，盲目铺摊，搞低水平重复建设。要把小城镇建设的重点放到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四是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这是小城镇发展的基础。城市从来应当先有“市”后有“城”。要以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为重点，在小城镇形成符合当地特点的支柱产业。要把引导乡镇企业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五是要形成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机制。加大对小城镇建设的投入，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小城镇开发。在保护耕地和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妥善解决城镇建设用地。改革小城镇管理体制，尽快形成符合小城镇经济社会特点的行政管理体制。

    6、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国内外的有关研究表明，当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之后，产业结构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超过了聚集效应的作用，城市化的演进不再主要表现为工业比重上升的带动，而更多地表现为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拉动，就业结构的变化起着更大的作用。

    （1）消除城乡壁垒，加快要素流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单纯着眼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内部，也不能仅仅依靠小城镇一种方式，大中城市也要顺应城镇化发展的大趋势，破除城乡壁垒，使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因此在今后的城市改革中，应当结合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将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纳入议事日程，并逐步推进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基础教育制度等在内的各项改革。

    （2）强化职业培训，提高技能素质。根据甘肃省实际，当前要切实组织实施好“阳光工程”，每年示范性转移培训农民5-10万人，对全省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展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岗位所需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市场竞争能力，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打造全省农民工市场品牌。

    （3）消除体制障碍，扩大转移空间。加强城乡劳动力市场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歧视政策、不合理的制度限制和乱收费的做法。规范劳动力市场，建立劳动力信息制度，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精心培育农村劳动输出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