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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方党委政府在腐败高发期推出的一项反腐治腐新举措，“廉政保证金制度”意在通过建立经济上的奖励和惩罚机制，鼓励公务员廉洁自律。但自从这一制度在国内部分地区试行以来，社会各界就争议不断，褒贬不一。
据记者了解，各地试行的“廉政保证金制度”是以公务员的月薪作为计缴基数，按照一定的比例，公务员个人出一部分钱，财政配套一部分钱，构成廉政保证金，如果公务员在
工作期间不犯严重错误，退休后保证金全额发给本人，一旦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有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行为，则根据性质严重程度扣发保证金。而在有些地区，例如浙江宁波慈溪市，廉政保证金的经费来源则全部由财政配套支出，公务员个人无需出钱。
其实，目前我国一些地区所试行的“廉政保证金制度”是借鉴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做法。在新加坡，公务员工资有高达40％的部分以公积金形式存入个人账户，其中18％由个人承担，22％则由单位补贴，如果某公务员到正常离职或退休之时，仍未暴露出任何腐败问题，则将获得非常可观的公积金，反之，其公积金全部上缴国库；香港则对有一定任职年限的高级公务员，按职位设定相当可观的“期满佣金”，经费全部由政府提供，如果公务员能称职地结束任期，则可获得这笔工资以外的额外奖励，否则，即使出现微小的腐败或公信力问题，奖励将被取消，这种保证金制度，在经济上能对公务员起到非常有效的制约作用，使“不想贪”成为可能。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绝大多数公务员和纪律检查部门的相关人士都对“廉政保证金制度”给予了肯定。他们认为，这一制度有三大作用。首先，这个制度是一项制度反腐、经济学治腐的有益尝试；其次，由于保证金主要是对未来较长时期内人的行为起到担保作用，因此能防止人性的机会主义倾向；另外，“廉政保证金制度”也弥补了整个反腐保廉体系中激励性制度的缺位，保证金制度具有经济支撑、利益挂钩、长期担保的作用，在反腐体系中，可以与其他制度和机制互相支持、互相配合，起到相辅相成的整体效应，也在客观上增加了看得见、摸得着、甚至能够感到切肤之痛的“腐败成本”，使公务员产生“不敢贪”的心理压力。
但是，试行中的“廉政保证金制度”也遭到了部分专家学者的质疑。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杨小君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公务员的工资是公务员工作的合法收入，属私人财产，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个人的合法收入和私人财产，因此将公务员的工资扣除一部分作为保证金的做法，缺乏法律根据。”
杨小君认为，宁波慈溪市廉保证金的经费全部来自地方财政，这在法律上更是荒唐。法律上的保证金，应当是行为人个人的财产经费，用自己的财产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作保证，而政府财政的来源是靠公民纳税，廉政金所加大的这部分财政支出，是经过了人大的审议，还是政府单方面的决定？“所以，对于廉政保证金的做法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已经将单位的行政公款变成了个人财产，再用这笔已经属于个人的财产来作保证，实际上是变相提高公务员的薪金。”
试行“廉政保证金制度”的杭州市下城区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朱钟毅则发表看法认为，廉政是对公务员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公务员的廉政行为是否应该获得经济上的奖励，还值得商榷。“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目前反腐形势的严峻性，在这个具体国情下来探讨‘廉政保证金制度’会更客观、更符合实际，‘廉政保证金制度’作为一种探索，在程序上还有待完善，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公务员自愿参与的原则。”朱钟毅认为，“廉政保证金制度”应该完善，但完善并不等于否定。
作者：傅丕毅 谢云挺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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