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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中开始的郎顾之争，破产法的第二次审议，到年底叫停大型国企MBO，国有企业改革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1983年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到现在进行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国企改革已走过了17个年头。但国企仍在困境中，改制仍处于攻坚破难阶段。“工业企业的今天就是外贸企业的明天”，“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大船搁浅，小船逃生”，“破产的门难进
”各种说法和办法花样叠出，但至今步履艰难，难以为继，套用一句使用频率很高的话：国有企业改制难，而国有外贸企业的改制难上加难。
北京土产进出口公司的处境就具有这种典型性。
北京土产进出口公司坐落在西交民巷两座陈旧的小楼里，看上去极普通，或者说是极破落。当你进入其中，它的高大的窗户和宽敞的空间以及讲究的卫生间还是让人感受到它的出身（一家荷兰银行的旧址）以及几代主人昔日的气派。但今天已辉煌不再，人去楼空。
北京土产进出口公司早在2001年3月，在公司职代会通过下宣布破产，法院也受理了，但因债权人提出异议，一直拖到现在，想破也破不了。公司有近50年的历史，有在职职工180人，退休职工160人。几年前把唯一的品牌———天坛牌连同几个业务员一起卖到其他公司了，骨干业务员和业务都已流失，职工的境地不需要想象力也可知。
公司负责人尹军是2003年被上级安排来啃硬骨头的。认识尹军，是在一年多前的一个座谈会上。他当年关注的是：国有外贸企业的困境不管是体制的、历史的、政策的原因，还是主观的、管理上的问题造成的结果，我们要面对的一是今后如何生存、发展；二是必须对国有资产负债做个交待和清偿，不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继续凑合下去，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
尹军对记者说，国有资本退不出来，想死死不了，回天无力，濒临破产，在北京这样的企业是绝大多数。他前两年呼吁要承认外贸企业的资产中除了资本形成的资产外，还包含几代外贸人的人力资本形成的资产。当他来到已7个月没发工资的
土产公司后，现实使他更加关注政策的可操作性。
尹军说，国家的政策越来越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资产公司可以推翻原来的评估，可以推翻企业的诉求。我2003年来到土产公司，首先是跟资产公司打交道，国家对资产公司的审计越来越严格，另外资产公司自己也有生存问题，所以它紧盯企业的残存资产不放也能理解。我们只有把拍卖拖下来。价值8000万的资产，政府出面协调后，才把拍卖拖下来。土产公司在北京市国有外贸企业中固定资产是最多的，除市区有两处办公楼外，在郊区还有两处共100多亩库房，法院在三年前就给封了，资产公司要变现还帐。安置职工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是一直矛盾的，最近国资委明确要优先安置职工，但实际操作还会有困难。我们现在应该考虑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之外保障几百号职工的利益。
国务院副总理黄菊最近指出，继续推进企业政策性破产，并向依法破产过渡。据了解，政策性破产的大限是四年内，整个盘子是1700亿，尹军说，实际这点钱太少了，但他们要争取挤进去。
退出是肯定的，但政策和实际不配套，退出机制层层设障。
尹军从办公桌下拿出厚厚一摞文件，告诉我这是破产材料，他说：“你可以到网上查查国有企业的破产条例，关于退休职工的、在职职工的、非经营性资产、特殊人员安置等等，破产的前九个程序走完了，合格了，才能申请破产。破产的九条，条条要命，又缺乏可操作性。企业的问题都是有成本的，九条中的那一条解决起来都是成本。谁来买单？”
据了解，土产公司的上级———北京外贸控股也在想办法，准备成立托管公司。业内人士认为，北京的国有外贸应该捆在一起，算总账。北京外贸只有服装公司、针织公司的经营还不错，北京粮油因为有可口可乐，日子还能过，北京土产是最困难的，资产负债率在200％－300％。现在决定把土产公司破产的第一步迈出去，要走下去。但下一步怎么走？只能是走着看了。
土产公司一位退休老职工告诉记者，2003年SARS时公司送来100元，她心里充满感激，可当她今天拿着尹军派人送来的几千元清偿职工工资（意味破产的第一步）时，怎么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呢？
尹军说他最近一直在想的是，我们应该换个观念去经营国有企业的残存资产，可以为社会解决一些问题。这不是不可能的，也可以有作为。破产的政策就像现在很多政策一样，“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寸步难行。他个人认为，走破产，并不是一了百了，这是一个逃避的办法，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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