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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工商业之间是一场复杂的双人舞”。如何确定政府与市场这两个“舞伴”之间的距离、界定它们各自的边界？答案只有靠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不断推进的改革实践来获得。从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因是国家（或政府）与经济人（企业与个人）的关系定位不对，而问题的根源正是由于没有好的（即比较完善的）制度和法治基础。在经济学文献中，对于政府和市场，确实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例如“守夜人”与“看不见的手”，例如“掠夺之手”与“扶持之手”。
但是，我更愿意将其比喻为乐曲的主声调，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是不同的主声调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也愿意将其比喻为两个相互配合的舞伴，二者之间的协调，则是整个表演是否优美和谐的关键所在。
2005年的中国经济，将再次凸显和谐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性：政府如何在行政主导的宏观调控发挥作用之后适当退出，并引入市场机制；如何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来化解煤电油运的压力；国有银行的改革进程中如何进一步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如何在市场和政府职能之间划一条恰如其分的界限。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都会不同程度地主导2005年的中国经济金融运行，其深层次的问题，都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目前的复杂性在于，中国经济体系中的政府，是承担着更多经济社会职能的、转型中的政府；中国经济体系中的市场，是正在快速发展和变化中的市场，也是日益开放的市场。
可怕的是博弈的扭曲
曾几何时，在中国经济运行的舞台上，在政府与市场这两个主要的表演者中，往往只有一人独自起舞。虽然我们还能看到那种颐指气使、越俎代庖的致命自负，但也越来越多地看到对于市场的尊重，还有二者互相支撑的合作与协调。我们看到，2004年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在行政手段与市场化措施并举取得成效之后，最终回归到市场化轨道上来，财政政策因时而变由积极转向稳健，利率市场化迈出重大步伐，投资体制改革终于启动。正如那句名言：在市场面前，政府永远要保持自己的谦卑之心。
2004年，我们欣喜地见证了诸多市场力量在调控与压力中的成长与崛起，例如50多家民企终于通过民间石油商会的形式寻求与垄断企业抗衡的渠道；足球俱乐部投资人中超联赛“革命风暴”拷问体育产业化的公平与效率；“民工荒”释放出劳动力开始挑战多年来价格低企现实的信号。正如经济学家J.B.德龙所述：“（政府与工商业之间）是一场复杂的双人舞，它们的角色不时发生转换，不时看着对方的影响范围在扩大或缩小。”
2004年，我们继续看到中国的市场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到整个全球市场体系中，全球市场对于中国的影响日益直接，其中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中国加入世贸三周年并取得迅速的进展，开放也成为中国加快改革的巨大动力。2005年，中国进入加入世贸的“后过渡期”，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会更为迅速，并且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影响政府与市场关系定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可怕的不是博弈，却是博弈的扭曲———政府被监管对象所“俘获”乃至与监管对象合谋。在对管制权力难以监督的情况下，被管制者往往不是采取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方式去努力建立自身的市场信誉，而是以较低的成本去俘获管制者，“租用”管制权以获取利益。引人关注的是，这往往是导致2004年经济过热的重要体制性因素。比如现行征地制度带来的权力寻租化，不仅是导致2004年投资过热的一个重要诱因，更导致诸多失地农民生活保障堪忧。政府通过改革供地政策可以通过出让国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在征地方面各级政府却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甚至强行征地。巨大的利益差异使得征地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寻租的一个重要途径。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界定
如何确定政府与市场这两个“舞伴”之间的距离、界定它们各自的边界？答案只有靠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不断推进的改革实践来获得。从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因是国家（或政府）与经济人（企业与个人）的关系定位不对，而问题的根源正是由于没有好的（即比较完善的）制度和法治基础。
2004年，市场已经欣喜地看到“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内容写入宪法；以“规范行政机关的审批行为”为主要目的的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使得中国成为首个为“行政许可行为”单独立法的国家。正如过去25年克鲁格曼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和亚洲各国的增长是有本质不同的，区别恰恰在于中国多年来一直进行的制度改革，这种改革创造出巨大效益。
一场双人舞因为和谐才赏心悦目，一个社会因为和谐才幸福安宁。GDP的增长与人民的福祉并不成正比，英国剑桥大学PathaDasgupta教授的研究表明：近20多年来，尽管中国的GDP增长异常迅速，但是实际上的中国社会财富增长十分缓慢，仅仅是做到了略快于人口增长而已。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建立“和谐社会”纳入经济工作的视野，正是说明在效率主导下的经济增长如果要继续得以保持其稳定的环境和持续的动力，就需要兼顾以公平为目标的制度建设和变革。而当前我国正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这为我们解决诸多领域深层次矛盾、深化市场化的改革提高了良好的契机。如农产品价格上涨之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之于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发展；经济的高速发展之于就业问题的解决；财政收入的高速发展之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入世三年后站在新的开放高度上，在为经济发展奠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的需求面前，我们会看到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将在2005年上演。
2005，我们期待一场和谐精彩的双人舞，不仅在中国日益宽广的经济舞台上，也在与中国市场互动日益深入的国际舞台上。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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