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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在中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到香港出差，遇见了公司的小股东，小股东二话不说，上去就给他一耳光。董事长感到莫名其妙，忙问为什么，小股东气哼哼地说，为什么拿着我的钱到外边潇洒?
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规范的股份公司，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所以，不少媒体津津乐道，认为只要实行了股份制，企业的投资者就会关心企业，关心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才有
希望。
现在看来，这样的解读未免过于粗浅。即使投资于股份公司，关心自己的财产，也不能在大庭广众打董事长的耳光。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心态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司制度设计格格不入。
狭隘的产权观念
按照法律规定，股份公司是一种社会组织，它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所以，股份公司董事长作为法人代表能够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在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约定的范围内处分公司的财产。如果把投资的公司当作自己的家庭财产，并且把公司的董事长看作是自己财产的管家，那么，首先违背了公司的制度设计，是一种侵犯公司权利的行为。股东可以通过转让股票的方式，退出公司，但是不可以把公司的财产看作是自己的财产，更不能在法定程序之外对公司的董事长指手划脚。
其实，在我国出现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法人的概念，产权指的就是个人的财产权利，不论个人的财产以什么形态表现出来，也不论个人财产是否已经用作投资成为公司的财产，在普通中国人看来，这些财产仍然是个人的财产。所以，在上个世纪的早期，虽然在中国产生了民族工业和民族金融业，但是这些企业普遍采用合伙的方式而不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因为在合伙企业内，合伙人可以更加随意地处分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在山西，金融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叫掌柜，而金融企业的出资人叫东家。掌柜与东家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东家可以像对待管家一样，随时解除与掌柜之间的法律关系。这种带有典型的人身依附性质的企业治理模式，在中国长期存在。所以，即使引入了现代公司制度，仍然难以摆脱传统的企业治理模式下的人身依附关系。董事长只不过是现代的掌柜而已。
这种狭隘的产权观念妨碍了中国企业的不断发展。即使到今天，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仍然会出现“家天下”的现象，许多大型企业的董事长不像是现代企业的掌舵人，倒像是传统家族的掌门人。这种奇特的产权关系固然有利于增强企业负责人的责任心，但在另一方面却容易形成高度的内部人控制。换句话说，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会出现内部人控制一切的现象。如果是民营企业，那么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虽然容易造成决策失误，产生排外情绪，但却能够保证家族企业不至于因为决策分散而失去控制。可如果是国有企业，那么这种内部人控制现象就容易造成国有财产的流失。
现代公司制企业民主的匮乏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解决效率问题时，不断地赋予国有企业经营者经营管理的权利，《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颁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了从法律上明确厂长经理的地位，赋予企业厂长经理绝对的经营管理权。随后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更是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毫无保留地赋予了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而这样一来，不但没有解决产权的问题，反而引出了国有企业的民主问题。因为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之后，在国有企业内部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民主的空间，厂长经理一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发展到极致，就变成了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想把国有企业转换为民营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南辕北辙。
公司制度的建立，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投资人之间的民主决策问题，但在资本表决机制不改变的情况下，投资的多寡直接决定了投资人对公司决策权的多少。在国有企业，国家委托的出资机构和部门可以对国有企业发号司令，直接决定着国有企业的生死存亡。所以，在中国，现代公司制的引入，不但不能解决民主决策的问题，反而出现了损害小股东权益的现象。在公司制企业，民主的气氛不是更加浓厚了，而是更加淡薄了。“老板”称谓的盛行，可以更加形象地说明现代公司制企业民主的匮乏。
可以说，公司制度实现集股经营，提高了资本的运营效率。但是，公司制必须建立在浓厚的民主传统土壤上，如果在高度集权的国家，家国不分，那么公司制度的发展，必然会更加强化社会集权，必然会导致一部分投资者和全体雇员被边缘化。这不是公司制度的问题，而是公司制度适用的环境问题。
在国有企业，投资人的高度分散和公司内部的高度集权形成紧张的关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几乎动用了一切手段，从建立大型国有企业稽察特派员制度，到强化公司的监事会制度，从加强企业责任审计，到完善企业的会计责任，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从整体来看，效果并不明显，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民主问题反而变得更加严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反对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管理层收购，反对全员持股计划，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国有企业不会因为内部人控制而最终变成少数个人企业。但是，现在看来，即使停止有关国有产权量化给个人的改革，仍然难以实现国有企业的民主化管理。
民主的双重含义
民主具有双重含义，一是选择决策者，二是制约其行为。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民主选择决策者的尝试正在进行，可是制约其行为的措施乏善可陈。因为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是第一位的，只要能够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企业的老总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企业的民主不等于全体中国人的民主，而全体中国人的民主是一种政治上的民主，只有将全体中国人的政治意愿通过法律的形式变成得到授权政府的行为，并且由政府选择合适的管理者，才算完成合法的代理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的权利会不断地损耗，不同层次的代理机构会不断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减少管理层次是实现民主的当务之急。
在市场瞬息万变的今天，全民投票固然是一种最普遍的民主，但也是一种最没有效率的民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强调财产的全民所有之后，并没有设计出最有效率的代理层次和代理机构。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民主困境，从根本上来说，是实现财产的公司化经营之后所面临的经营上的困境。如果不能走出家国的沼泽地带，没有建立独立的公司财产权利体系，那么，民主的结果可能就是让公司的董事长到处挨揍，反过来，如果没有民主的传统，公司制度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内部人控制，必然会化公为私，必然会出现国有资产的流失。（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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