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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27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在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的海报栏上有这样一则“学生广告”：“出售文登考研辅导班名师授课的政治冲刺班录音。本人亲自听课录音，效果清晰，拷贝一份60元。”
这当然是学生的“无行”，做学生做到这份上的，也不多见。但这个特殊的事例，触及的是一直未被认真思考过的普遍问题：在教学中教师的权益风险问题。而这种问题，一般
都只是老师自己在心里体验的，并未在公共领域里进行交流。实际上，一般来说，这方面并未形成共识，也未形成规范。
当然，考研辅导班的情况特殊一些，那是“直接挣钱的”，多卖出一份录音，学校就可能少收一份学费，利益关系比较明显。我要谈的是在日常的教育中，每天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事情。
我们从小关于老师的教育和印象都是无私奉献的。内心里都有一个“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所谓“无类”，对教师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不管听课的学生是不是给学校交了学费，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自己的学生。现在大学里学生跨校听课成风，有不好听的说法，叫“蹭听”，但实际上，普遍视为美谈。“蹭听”的同学被视为刻苦好学，而被“蹭听”的老师认为自己的教学有广泛影响，有吸引力。都没有考虑到权益关系。不考虑这个问题，一是因为多一些人来听，老师有什么损失呢？没有。二是因为教师的使命，本来就是传授知识的，在道义上，知识理应无偿地、更为广泛地传播。这些理由加一块，对于老师来说就是：给谁讲都是讲。
不知姓名的外校学生的到来，不仅给教师“捧场”，而且他们在课堂上的思考和发言，也往往表现得比本校的同学更积极。因此，提问与答疑，我均一视同仁。就在这种师生其乐融融的教学气氛之中，往往有外校同学突然提出要求说：“老师，能不能把你的讲义（电子演示文本）拷给我一份？”———他掏出了一只小小的闪存盘。老师顿时紧张了起来———因为我意识到这触及了权益问题。我的讲义中许多都是原创性思考，还没发表呢。
老师应不应该把原创性的思考讲给同学听呢？太应该了。其实无论是同学自己一丝不苟地把投影幕布上的讲义全抄下来，还是更为省力地拷下老师的讲义，个人的原创性思考已经从老师流向了学生。有些原创性思考，往往一句话就可以说出去———老师总不会吝啬到不说出那一句话吧？人类的知识和思考从来就不是这样小气的，教育更不是这样的呀。
但是，一个不知姓名的同学直接要求拷贝讲义的电子文本，还是让我紧张。这样的同学不少，我都拒绝了。我不能确认他们拷贝讲义的最终用途，更不能保证这份讲义不被外传。实际上，基于计算机技术之上的电子文本与千百年来记在本子上的课堂笔记，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可以达到无差别的、无边界的迅速传播。在这个传播过程中，没有人会对教师的权益负责任。因为在这个传播的网络上，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对一，以及所有人对一个人的责任关系和道义关系。这里讲的网络，并不只是互联网internet，而就是漫无边界的人际传播本身。
所以，我以为，把讲义的电子文本交给一个人就是“覆水难收”，它有非常不确定的结果。因此，当一个学生向老师提出拷贝电子文本的时候，他要对教师承担的是一个可能造成“无边界传播”的重大后果的责任。这个责任，显然太重了。如果这位同学向老师发誓，或者老师要求同学发誓，也太重了———至少现在大家都会认为这太重了，重得破坏了老师与同学之间应有的关系。只有在这个时候，教师才特别清醒地意识到教育过程中存在着自己的权益风险。而可能造成这种风险的，正是那些可爱的、他本应对他们无私奉献的同学们啊。
我的讲义已经传播了，我不能控制其结果。我曾经应同学的要求，把自己讲义的电子文本随课程进度分期分次地贴到同学们的班级BBS上。到期末的时候，有的同学把它整理成“全本”贴了出来，以方便大家复习。我在论坛上半开玩笑地提醒同学说：这是为闯入者侵犯我的著作权提供方便啊。那同学马上就很认真地一再道歉，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快就删掉了。同学们还在论坛上纷纷相戒：珍惜老师的信任，不要外传。我感谢同学。但也知道这不大靠得住，他们也许会为别人纯洁的求知动机和“不外传”誓言放弃对我的承诺的。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还是令我很感动。它使我想到：教育中的权益关系和权益风险是存在的，但它们决不只是因为电子文本和网络传播才产生的。它们取决于人与人最基本的关系：诚信与责任的关系。说到底，即使“无边界地传播”，对教师有什么损失呢？不是有更多的人知道他的观点了吗？对教师本人———学校另当别论———造成的损失仍然不是传播本身，而是一个最基本的侵权行为：以此牟利。实际上，只有经济利益（包括剽窃）才会伤害经济利益；而精神的利益———知识传播与共享———是不可能相互伤害的。
只是，无边界的传播网络，淡化和消蚀了人与人之间本来确定存在的责任与权益关系。它们在理论上有，但在传播的大海中稀释没了。（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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