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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谢扬林采写
真实的记忆，我们一起走过
总有一种声音令人心潮起伏，她忠实地记录着时代前进的轨迹。
总有一段记忆让人思绪万千，她真实地唤醒了走过的路与智慧。
原声带是最忠实的声音和最真实的回忆，所以我们寻找并发现20年来，我们在共同开启一个商业文明的时代。
1985～1988
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市场经济”的概念，大家摸索着在做一件事，摆脱贫穷，因为小平同志告诉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萌芽时期有些混沌，所以，会出现“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也出现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不过没关系，我们已经在“抓住机会，发展自己”。
1989～1991
波浪式的前进真是颠扑不破的哲学道理，但商业文明的潮流谁也阻止不了，即便在沉闷的低谷，仍有“皇甫平四论”的呐喊。
经济在这“三年治理整顿”、徘徊的时候没有脱离轨道，得益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稳定压倒一切”。也有人“岗位学雷峰”，用现在的话解释，是因为这是你的船。
1992～1998
如果还有人问你姓什么，你可以智慧地回答：要起飞，就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砸三铁”算是胆大，“公司热”也算是步子快，《公司法》也及时出台了。商业文明让我们开始懂得“合理的物质奖励”、“制度是决定所有活动的基础”。初期也是民营企业“原罪”最集中的时候。也有语出惊人的说，“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不过别担心，因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形成并列入《宪法》中，决心“依法治国”。
有一位总理让我们掌声不断，他要“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9～2005
这个时代“要么战胜狼，要么被狼吃掉，我们的回答是与狼共舞”，你也可以跑到“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只要你打出“注意力经济”的牌，也许会达到“钱多了没有用”的地步。如果你不喜欢狼啊狗啊的，你也可以给自己加个“CEO”的头衔，然后用成功者特有的语气说：“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可以不以为然地说：“单会赚本国的钱，不算什么本事。”还可以豪情万丈地说：“进军世界500强。”
商业文明的萌芽1985～1988
“工资与效益挂钩” ——国务院 1985年1月5日
铁饭碗，死工资。干工作讲的是贡献，谈的是精神。可到了实际中，就成了干好干坏一个样。那时有的企业也会攒点儿私房钱，偷偷地给员工一点儿福利。不过从这一天起，国家开始同意来点儿物质激励了。1985年1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称“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不过对额度作了严格规定，通常税利增长1%，工资增长0.3%～0.7%，最多也不得超过1%。与今天某些CEO个人能拿到税利额的近10%相比，那时的激励真是毛毛雨，远不构成刺激。不过，当时的工人们都很高兴。
这一天，还发生了一件后来见证和影响中国市场经营的事情，《中国经营报》的前身《专业户经营报》创刊成立。
“打破铁饭碗” ——1986年
1986年9月9日，这一天起，新工人就没有铁饭碗了，国家公布了改革劳动制度的4项规定，涉及国企招工、待业保险、劳动合同制及辞退，改叫劳动合同制。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职工还是觉得，国企是签合同制的铁饭碗。直到1992年大砸“三铁”时，才弄明白是来真格的。这之前，杭州饭店一个外籍经理想开掉21个合同制工人，被家长质问“我们的孩子犯了什么罪？”，这个老外才知道“在中国解雇一个人如此之难”。这一年，中国第一家国企破产，那时不叫破产，叫倒闭，或者关闭。沈阳防爆器械厂被收缴营业执照。倒闭后，厂长石永阶自个儿当老板去了。活得滋润。
“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
四川有句俗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1962年，邓小平在农业问题工作会议上引述以说明，提出恢复农业的方法，需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这句话和“摸着石头过河”一起广为流传，极具认识论意义。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蛇口 1985年
这句话在1984年就烙在了蛇口，到1985年时已传遍全国，但当时有很大争议，有人看不惯，怎么动不动就谈钱啊钱的。不过观念还是冲击了很多企业，全国各地的车间和办公室常常可以看到这句口号。深圳人把这句话喊了出来，自己也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批，那些年，工业总产值以年均100%的速度飞起来，深圳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的奇迹被人称为“深圳速度”。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 1986年8月
“百万大裁军”和“军转民” ——邓小平 1985年
集中财力物力先顾经济建设这一头，大裁军也就成了必然。1985年，11个大军区合并成了7个；31个军级单位，4054个师、团级单位被减掉。
二汽实现了“军转民”战略调整，这一年建成了年产10万辆中型载重车生产基地，倪润峰在绵阳的一家军工厂做了厂长，从松下引进了自动化彩电生产线，开始为老百姓生产消费品，后来上了规模，居家过日子的都知道有个长虹。这一年，100多个军用机场、码头开始军民合用，上万项军工技术进入了寻常百姓摇?
“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民谣 1987年
社会主义的教授还很穷，都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可也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教授不属于先富起来的，先富的是那些做生意的，倒腾东西的。某大学教授发现自己的收入还比不上校门口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读书真是没用，顺口溜很多，比如“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穷教授给这种现象取了个名字，叫“脑体倒挂”。
“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 ——民谣 1997年
都是穷日子过来的，谁都想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卖茶叶蛋比造原子弹挣钱，这也成了社会导向，老师下海了、诗人下海了，连哲学家、科学家也都往商海里跳。结果“淹死”的不计其数。消失30多年的公司又浮了出来，那时有实力的一般叫工厂，办公司的一般是没什么钱的，一个人的皮包公司也很多，既是员工，也是总经理。南方办公司的比北方多。有一个黑色幽默的笑话，南方某市塌了堵墙，压死10个，9个是公司总经理，还有一个是副总经理。
“去深圳淘金” ——蛇口风波 1988年1月13日
三个社会专家到蛇口座谈，批评淘金心态，劝告大家讲贡献，讲无私。可台下的年轻人不再盲目听从了，他们举事实讲道理，说淘金者好，淘金者建设了深圳。引起当年的大讨论，称是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激烈交锋。这场风波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年轻人也可以说话，以前可只有听没有说的份儿。
商业文明的蠕动1989～1991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邓小平 1989年6月9日
早在1982年广东建立特区时，小平就说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过这一次，他觉得不仅要抓，而且还要硬。1989年的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小平说“今天回头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软一硬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
“岗位学雷锋” ——福建省委 1990年初
“‘雷峰’同志无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年年只是来度假，是形式主义，福建省委于是想办法落地，1990年初，提出把学习雷峰精神同做好本职工作结合起来，“立足本职岗位学雷峰”，他们还真形成了部分制度。《人民日报》的社评是“‘岗位学雷峰’很重要”。并认为，此举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符合稳定发展的需要，值得大力提倡。
“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 与“要发财，下广东”
1990年，浦东新区成立，不叫特区，叫新区，也是怕别的地方攀比。这之间，大家喊的口号是：“要发财，下广东。”90年代大家也还这么喊，这以后就慢慢少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悄悄地赶超了珠三角。到2002年，长三角的GDP已经是珠三角的两倍，又一年后，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CEPA签订了，广东连忙拉起11个省，要建一个“9＋2”的泛珠三角，还想带着大家南下去东盟发财。这两句口号，道出了20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脉络之一。
“姓‘资’还是姓‘社’”与“皇甫平四论” ——上海《解放日报》 1991年
沉寂已久的姓“社”、姓“资”之争，又活跃了起来。借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有人怀疑经济体制改革，反对市场经济。有民营企业家以为风向要变了，忙着找挂靠，甚至有人说把企业都让出去，甘做一职工。
皇甫平引起轩然大波，2月连发四论，称要加大改革，要发展市场经济、要再开放一些。
这个皇甫平是“黄浦江评论”之谐音。到小平南巡讲话后，原作者之一透露，“皇”，闽南话与“奉”字谐音，“甫”为“辅”，为“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之意。四论是上海市委书记组织的。
“与国际接轨”——民间 1991年
“三年治理整顿”——1991年
本来是打算用两年时间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结果用了三年多。1988年9月到1991年底，是我国经济、政治的一个特殊时期。政府在这段时间前期做的事情有：对物价调控、两次提高利息、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基建规模、清理整顿各类公司(特别是康华等五大公司)；后来又做了如下举措：对基础产业投入、清理三角债、整顿双轨制、调整结构。
商业文明的起飞1992～1998
“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 1992年南巡
小平南巡时提出著名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之说。大局需要稳定，经济关系需要协调，但这两者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大不过发展这个硬道理。
“翻两番”、“奔小康”、“三步走”、“现代化”、“根本任务”、“一个中心”、“三个有利于”说的都是这个硬道理。到第三代领导人，还是讲发展，江泽民说：“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此后经济由冷骤热，有1993年年中的整顿金融秩序和1996年的软着陆，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从1998年开始连续五六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还有如今的宏观调控。
“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邓小平 1992年南巡
南巡离开深圳时，小平同志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向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担心中国错过发展机会的心情可见一斑。小平鼓励大家去“闯”、去“干”，他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为了消除大家的担心，他还说“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对有些问题，先“不争论”。
那一年，中国经营报社的文化衫印的就是这句话。
“马在哪里都可以跑 ——1992年2月
“猜头马有奖平分赛”，深圳赛马俱乐部开锣了，分明就是“赌马”，怕太刺激，不叫赌，叫“猜”。三个月后，广州也开了赌马场，一位携女友前来的小伙子运气，中了头奖5万元。这引起世界媒体的关注，他们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国从来没见过。广州市长就回答了上面这句话，“马在哪里都可以跑，它不姓“社”，也不姓“资”。”这是典型的活用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企业家们也得到了启发，原来西方还有很多招数，可以大胆地拿过来用。
公司热：“人人开公司，个个是经理” ——民间 1993年
小平让大家“步子再快一点”，一夜之间身边的人都去办起了公司。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工商局营业执照都缺货，每月上海工商局要发2000多个体执照和160个私营企业执照。1992年，全国登记的公司是48.7万户，比上年增加88.8%；1993年达到100多万户，成倍地开，仅中关村就开了3769家。全国约有12万人为办公司弃学、弃职、弃官，北京大学的南墙也被推倒建了商铺。
除了公司热，还有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美元涨、黄金热、股市翻腾、集资债券遍地开花。到处是经济泡沫。
一个叫沈太福的人拿出24%的利息违法集资10亿元，掉了脑袋。皮包公司也很多，1995年查出三无公司73210户，沈阳的三无皮包公司占了1／5。不过，也有人发财，据说，中国前30位亿万富翁中一半以上的富豪就是在那时发的家。
砸三铁：“打破铁交椅、铁工资和铁饭碗” ——1992年
“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江泽民 1995年
经济发展了，环境问题出现了，甚至出现黄河断流。第三代领导人对发展才是硬道理考虑的更全面，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但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此后，江泽民曾先后6次亲临黄河考察。
“制度才是决定所有活动的基础” ——远大张跃 1996年
“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 ——联想柳传志 1996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企业已度过了10年之痒，要开始做大公司了，很多人开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联想的老总、雅戈尔的老总都这么说过。不过，怎么做人，意见一时也难以统一，那些年头，联想的柳传志与倪光南干起架，四通的总工也和老总段永基较起真儿来。最后都按老总的规矩办了。
“人民币不贬值” ——朱镕基 1997年11月30日
“中国的低利率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1997年，泰铢、印尼盾贬值后，有观点如此认为。不过中国此时勇敢的承担了避免亚洲国家经济进一步滑坡的国际责任，朱总理说，中国可以通过其他方法保持出口和吸引外资的竞争力。人们恍然大悟，要说本次中国能独善其身。还得归功于朱总理1996年前果断的软着陆措施。
“国企三年脱困” ——1997年9月
20年的药方一个又一个，“让权放利”、“承包租赁”、“利改税”、“拨改贷”、“优化组合”，每一次开药，就有欢呼“活了”、“灵了”，结果还是不活不灵，效益下降，亏损增加。
“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00年底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了三年脱困的目标。有官员解读：让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困境的方法，就是加大国企“兼并”和“破产”的力度。
“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 1998年3月19日
1998年3月19日，刚当选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一番慷慨激昂，说出了略带悲壮动容话语：“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总理的话让公众意识到一个改革者在艰难前行时需要勇气和魄力。
新商业文明时代1999～2005
“进军世界500强” ——民间 1999年
从来没那么多财富老总在中国同时出现过，“’99财富全球论坛”把他们召到了上海，惹的国内企业家也都往上海跑。一个沉寂多时的话题被再度提起，“中国企业离世界500强还有多远。”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批企业说要做大，进军世界500强成了企业家们的时髦语，然后纷纷多元化，结果折腰无数。现在再喊进军500强时，都会掂量掂量先。要有记者问起，标准式的回答是：“不求最大，但求最好，好了自然就大。”
“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民间 1999年
“59岁现象” ——褚时健 1999年
“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辛苦了一辈子，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万美元。”年轻人冲着新经济去造梦了，却有上了年龄的国企老总在担心自己的退路，红塔集团褚时健出事了，这个把一个破烂小厂做成年利税200亿元的企业家，倒在功成身退的最后时刻。
企业家的价值是什么，如何对企业家进行激励？
“国企改革是一个非闯不可，绕不过去的关口” ——江泽民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李昌平 2000年3月10日
一个九品，连官员都算不上的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直接把信写给总理了，“三农问题”被推向了时代的旋涡。
这种矛盾是注定的，追溯历史，城乡间的歧视政策有：户口、粮食供应、副食燃料、住宅、生产器材、教育、就业、医疗、保险、劳动保护、人才、兵役、婚姻、生育制度。
“要么战胜狼，要么被狼吃掉。我们的回答是与狼共舞” ——张瑞敏 2000年
“狼来了！”加入世贸前夕，财大气粗的跨国企业就要向民族企业扑过来了。大家都在谈论一个问题——“怎么办”，人人自危。
青岛一个叫张瑞敏的人想出了个招儿，他在海尔16周年、全球营业额406亿的研讨会上说，要使自己成为狼，才能与”狼“共舞，生存和发展下去。后来有人较真儿406亿是怎么算出来的。不过不管是成为“狼”也好，披着狼皮也好，反正有一大批企业家们开始呼应，都要做“狼”去了。
“不做假账” ——朱镕基 2001年4月16日
会计的公信正在被质疑。从不题词的总理也坐不住了。4月16日，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留下亲笔：“不做假账”。一年后到香港世界会计师大会时，还是力劝行业。关于总理的题词，有这样一个故事，1997年9月，一老同学找上门，总理婉拒了，他说：“我一不怕你借钱，二不怕你求职，就怕你找我题字，因我有“五”戒，此其一也。”
“以德治国” ——江泽民 2001年1月
道德与法律一样，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并维护和规范社会，所不同的是，法治靠权威和强制，道德靠说服和劝导。江泽民因此认为，道德与法律规范应该结合。到2001年1月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
第三代领导人提出的“三个代表”的建党思想，以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相辅相成的治国方略。
“钱多了没有用” ——刘永行 2001年
进入新世纪了，新一代的中国人的偶像已经由保尔转向盖茨——要赚钱。早十几年就开始赚钱且赚到钱的人注意力却已不在赚钱上，他们开始谈社会责任，谈赚钱的可持续性，那时的首富这么说：“中国的老祖宗说过，富不过三代，钱多了没用，留给后人，让他们不思进取。在竞争的社会，人不优秀，财富是不会持久的。”
“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 ——任正非《华为的冬天》 2001年
“单会赚本国的钱，不算什么本领，有本领，就要去占领国际市场，赚外国人口袋里的钱”
——鲁冠球 2002年
“原罪” ——民间 2003年
杨斌、周正毅等富豪纷纷落马，上富豪排行成了地雷，这扯出了原罪话题，三种人发了财，上世纪80年代倒买倒卖的人，80年代到90年代原始积累起来的人，90年代后靠风险投资搞新经济的人。民营企业财富积累的初期不容易，柳传志说，联想在1994年前，有50%的精力用在对企业环境的适应上。
现在，有问题的大部分民营企业都“从良”了。冯仑在1995年～1996年开始谈原罪问题，算是最早的一个。
不过原罪到现在都还有，张维迎语出惊人：“中国的房地产商30%是大骗子，30%是中骗子，30%是无意识的骗子，10%是好的”。
“你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也就谁都不得罪了” ——李金华 2004年
这是国家审计署署长的辩证法，被媒体称为李金华的官场哲学，审计报告曝光，李成为公众焦点。
“我的意见不能成为主流那是国家的悲哀” ——郎咸平 2004年
浓郁的四川口音，一本正经的告诉别人，“做人要厚道”。
这个经典话语出自贺岁导演冯小刚，电影的主人公严守一是“有一说一”的主持人，“实话实说”的崔永元火了，称冯不厚道。
这些年，上亿的人在使用手机，《手机》把手机比作手雷。倒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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