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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好发惊人之论，大牌的厉以宁教授就是一例。在近日召开的北大“新年论坛”上，厉教授继抛出“不能简单地利用税收杀富济贫”后，又提出要“让大部分中国农民成为中产者”。
厉教授的理由是，中产者队伍的壮大，应该依靠改善低收入者经济状况来实现，而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收入———仅就逻辑关系来说，当然是没错的，谁不愿意农民成为中产者呢？但具体针对厉教授的惊人之语，只要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现状以及农民的收入情况稍有了解，就会明白当下远非是谈论让农民成为中产者的时候。
不论我们以什么标准来界定中国的中产者队伍，目前来看，其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还很低，一般不会超过10%。从收入来说，多数学者认可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2.5万至3万元、家庭年收入为7.5万至10万元可算作中产者。与此相对照，今年前三季度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其中最高的上海人均6336元，最低的西藏则人均1042元），因此，要成为中产者，农民收入至少要增长12倍。
我们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用了20多年时间，准备再用约20年的时间，即2020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简单地估算一下，要让大部分农民成为中产者，时间肯定比2020年长得多。何况，我们还有3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按人均收入800元计算，则至少有八九千万），而去年竟首次出现改革以来贫困人口不减反增的现象。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占全国人口近70%的农民离中产者阶层的目标还相去甚远。
厉教授之所以对农民成为中产者有信心，从有关报道来看，是因为他在2004年深入贵州、甘肃等四省贫困农村实地调研时发现农村已经出现了“致富”的三个新动向，即新的农业合作化方式已经出现，为协调各类蔬菜生产而建立的“协会”保障了菜农从事订单农业的收益；科研人员以技术入股农业生产已形成“科技特派员制度”；农民致富技能就地培养也开始改变大量民工输出的状况。厉教授显然认为这三个“致富”新动向能够带领农民进入中产者行列。
的确，以农业合作化而言，农业部的统计显示，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要比一般农户的人均年纯收入高10％到40％，但这只能说明农民也许能加快脱贫的步伐，离中产者的要求差得太远了。据统计，目前全国运行较规范的各类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有15万多，从农户参与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比例上说，最高者如浙江也只有2.3％。原因主要在于，我国传统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覆盖面窄、规模小、缺乏对农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还不在于此。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农民就业不充分、负担过重、劳动力市场和中介组织发育不完善，以及因教致贫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增收。比如，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就昭示着大量农村人口的出路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而没有就业，谈何收入？
进一步看，农村土地制度、粮食流通体制、农村税费体制、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等等这些深层次问题，不仅制约着农村的发展，而且制约着中国的发展。目前，中产阶层赖以生长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仍处于初级阶段，中产者要壮大成为社会主流阶层还需假以时日。在这种情况下，厉教授提出要“让大部分中国农民成为中产者”，用意或许是好的，但却多少显得有些矫情。厉教授真想让农民成为中产者的话，不如在人大的会议上，提出废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这比上述惊人之论要实在的多，也有意义的多。
《国际金融报》 (2004年12月31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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