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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
当我们以20年为题，纪念这些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留下名字的企业家时，不应再局限于这些企业家个人的沉浮，而更应该关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和时代。企业家不是万能的，而没有企业家的社会也是万万不能的，当我们摘掉强加在企业家头上的种种光环时，才能看清企业家原来的面目。
中国人是最善于修史的，所以中国保存有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历史档案；中国人是最崇尚历史的，中国的史官曾有过令君王感到恐惧的地位，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写史就是写人，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是中国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即使到了现在的信息时代，一到年关将近，各种风云人物的评比就纷至沓来，人们总希望在过去的时光中留下自己的影子，但即便是这微不足道的梦想，也往往被现实打得粉碎。当回首20年的风云人物时，我们发现，他们大多以悲剧的方式收场，这并非是他的能力所限，是因为他们生于一个错位的时代。
2003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1万亿美元，人均ＧＤＰ超过1000美元，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这些骄人的成绩并不足以卸下五千年历史和13亿人口的重担。中国的社会经济表现出极大的不均衡性，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而思想观念更是千差万别。于是，在中国我们看到了种种怪异的众生相。山区的农民爬到山头上打手机，平原的农民蹬着自行车改装的发电机看电视；官员们，台上作报告，台下戴手铐；富豪们，“正笑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中国，这个逐渐醒来的巨人，头已经探入信息社会的云端，有近亿的网民；身体扭动在工业社会的空间，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制造能力；脚还跋涉在农业社会的泥淖，保留着世界上最大的农业人口。面对如此差异变化的社会时代，我们对于个人又能有什么苛求呢？
中国的历史是崇尚个人的历史，治世是能臣，乱世便是奸雄。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楷模，战争年代是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建设时期是铁人王进喜和雷锋，而新时期的楷模是什么？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下，企业家就成当今时代最骄傲的宠儿。但当企业家成为中国人的楷模时，这种期望本身就给“企业家们”带来了错位。中国对人的评价历来是以政治为标准的，“治国、平天下”，是对人的最高评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入仕才是正途。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仍然难以摆脱这种传统的目光。而企业家本身却是经济学的范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将企业家定为生产的第四要素，与劳动、资本、土地并列。于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企业家便有了多重的身份、多重的标准、多重的涵义，即便身为企业家，也常常为自己混乱的角色所困惑。
当企业家在事业取得成功时，便有人疑惑他的道德是否完美？当他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时，就有人质疑他在政治的表现；当他在政治上有所企图时，人们又在责难他失去了本分；当他在市场上取得份额时，就有人疑惑他的技术是否有竞争力；当他在技术上有成就时，又担心他在市场上的表现；当他的企业成功时，就有人怀疑他能否担负起民族振兴的重任？于是，掌声与骂声同至，鲜花与传票齐来。
每年，社会各界都会捧出一批又一批著名企业家；同样，每年都会有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中箭落马。而舆论界似乎对企业家这种“起”和“落”感到同样兴奋。这种过度的关注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心态。任何企业家都无法承受这种一会儿“捧杀”一会儿“棒杀”的环境。所以，当我们以20年为题纪念这些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留下名字的企业家时，不应再局限于这些企业家个人的沉浮，而更应该关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和时代，以及他们在这一环境和时代中的表现。让我们对企业家的要求不再错位，让企业家的角色不再错位，让企业家的标准不再错位。国家现在提出“社会和谐发展”，这抓住了矛盾的本质。当社会的各个阶层，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能协调发展时，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企业家们也才能寻求到真正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
企业家不是万能的，而没有企业家的社会也是万万不能的，当我们摘掉强加在企业家头上的种种光环时，才能看清企业家原来的面目。20年的历史还太短，还不足以以史家的观点来评判这些风云人物，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努力使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从错位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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