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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柏晶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明年确定为改革年，意味着决策层已经下定决心，进一步推进金融、财税、国企、土地、政府等领域的改革。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日前在北京召开“以改革为主线——宏观调控的下一步”座谈会上，与会学者提出，必须坚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不动摇。改革不突破，宏观调控中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
利用改革动力推动改革的深化
有人认为我国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正确，应该走大政府、大国企的道路；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有效率的，而私营企业是腐败的。这种质疑不仅会对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实际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领导决策。与会专家认为，现在最需要讨论的并不是如何在技术环节上进行下一步改革的问题，而是探讨改革本身，这是当前理论工作者和改革实践者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
与会专家认为，宏观调控反映出结构问题、机制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实质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
中改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指出，这些问题都与改革、尤其是政府改革密切相关。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必须有实质性突破。他认为，改革的突破点在于：政府必须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实现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认为，需要很好地利用改革动力推动改革的深化。他指出，下一步的改革有三股力量值得研究。第一，广大人民群众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呼声和动力。这个内在动力是很强劲的。第二，与国际接轨的外部压力。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有3年，明年开始要进一步实现入世时的承诺。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开放的进程对改革的压力也进一步得到强化。第三，新老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也很强劲。其中一部分是来自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残留下来的一些老的利益集团的力量，另一部分是近些年来新生的想保存目前的格局、不希望进一步深化改革以确保既得利益的力量。能不能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是对下一步改革一个很大的考验。
如何有效推进各项重要改革
与会者认为，下一步的改革，必须要建立一个好的机制。这体现在财税、投资、金融、土地等多项改革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卢中原认为，目前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不够明确。首先，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承担的经济责任越来越大，但是在现有分税制框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能满足公共开支的需要，也容易造成所谓盲目重复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其次，《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打赤字，地方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不得不变相地开各种各样的举债渠道，政府举债往往又不还钱，造成地方债务很大，实际亏空谁都算不清楚。第三，现在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很不规范，其中有一般性的，还有专项的，专项转移支付占的比重相当大，而且分散在不同政府部门的手里，既不利于体现公共财政的要求，又不利于克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
卢中原指出，这些情况深刻地反映出，现行的财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趋势，也不利于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如果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矛盾没有形成新的协调机制，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没有得到合理划分和规范，宏观调控的效果可能稳不住，也可能影响宏观调控方式的改进。
不少专家认为，投资体制改革不应仅仅停留在审批制上，一定要进一步理清政府投资职能，严格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卢中原认为，所谓核准，实属审批。目前，与其他支出项目相比，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比重仍然是最高的，政府经济建设职能仍然过重；在投资体制方面，目前我国的经济性规制还过重，过于看重投资规模、产量规模等经济指标。在土地制度现方面，这次经济结构性矛盾暴露出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失地、失业，城市有些居民居者无其屋的问题。因此在土地制度上，要有一个制度化的建设，必须有全局的国土资源规范。否则，在分省区规范的格局下，无法避免经济过热，也无法形成地区间达成合理化分工。此外，农村土地制度必须创新。
金融体制改革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途径。而金融体制改革又涉及到证券市场改革、国有银行改革和金融风险的防范等问题。巴曙松认为，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证券市场的反应已经越来越理性。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是：不能继续依靠计划经济体制下惯常采用的做法来调节已经充分市场化的证券市场，例如政府的表态、领导的批示、主要媒体的社论等形式。而必须寻求证券市场运作的内在规律。否则，中长期的投资是很难进来的，证券市场也无法繁荣。
如何切实完善宏观调控体制
与会专家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求我们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加强对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使得我国的宏观调控体制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有的专家认为，这可以从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来加强。
第一，完善事前制度。完善事前调控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完善统计制度。现在我国统计部门存在着自我预测与自我实现的悖论，这会导致统计数据的失真。统计数据的失真给我国带来了惨重的教训，这些历史教训并不是某个领导的责任，而是机制的问题，尤其是统计制度，因为中央得到的全是“好”的数字。
有专家指出，统计制度是一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功课。事实上，我国整个宏观调控的争论可以表现为统计的争论。而争论各方有很多数据是缺乏的。例如，通货膨胀的指数系统和粮价系统方面的数据，我国都非常缺乏。这使得宏观调控在一种感觉层面上进行，没有精确化。
第二，规范事中制度。有专家指出，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应该以中央银行为主角，但是现在基本变成了发改委。如果发改委只承担宏观调控的稳定性职能也好，但它却有了具体的项目审批权，这使得整个宏观调控没有一个真正的协调机构。目前的设置只会导致经济的不平稳：经济越是大起大落，发改委的权利就越大，部门利益就越大。而且这种设置导致各个部门之间争夺调控权，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证监会等都参与在内。专家认为，改革宏观调控体制的方向主要是：加大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取消监管部门的主管职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有专家建议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地方财政事务的“地方事务部”，以便中央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决策时能够听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声音。
第三，强化事后制度。不少专家强调了宏观调控体系的事后制度建设。他们认为，事后阶段有以下几个要点需要注意。首先是加强审计制度建设，强化行政问责制度和决策问责制度。这需要从制度上保障审计工作，加强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其次是加快司法制度改革，增强司法独立性。我国目前的司法体系缺乏相对独立性，垂直力度不够，导致了许多问题。这些都必须在宏观调控体系建设中得到解决。
政府转型是下一步改革的中心
这次宏观调控从根本上暴露出我国政府主导经济的增长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因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推动政府转型是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常修泽认为，下一步改革应当以政府转型及政府自身的体制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关节点”。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与政府职能的定位失误——或越位，或错位，或缺位有关。常修泽指出，推进政府自身的体制改革，当前的中心点是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由“经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围绕这一中心点，重点抓投资体制特别是“审批制度”的改革和打破“行政性垄断”，同时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央政府实际上面临四个博弈：第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第二是民间资本与政府权力的博弈；第三是公民社会化和政治化社会的博弈；第四是外资与我们目前向市场转型、向开放社会转型这样的内部社会的一种博弈。要协调这四个博弈中的各方利益关系，必须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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