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婷
2004年7月8日,60岁的倪润峰以“年龄原因”离开了他为之打拼近20年的长虹。这震惊彩电业的一次人事变动,只是2004年国企换帅中的一例。
1985年,倪润峰成为国营企业长虹厂厂长,由此肩负起振兴民族彩电品牌的重任。
1989年8月,他挑起国内彩电价格战的第一场战役,启动停滞的彩电市场,打破了销售僵局,使资金快速回笼,救活了当时已经陷入困境的长虹。
1996年3月,面对洋彩电大举进军国内彩电市场,倪润峰再一次拿起价格武器,长虹全面降价18%。这一次的价格战,使国产彩电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并撼动了外国彩电品牌在中国的强势地位。
这几次价格大战的成功,让长虹和倪润峰都达到了辉煌的顶峰。1997年,长虹一跃成为彩电业的龙头老大,倪润峰随之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国企的特点在此表现得十分淋漓尽致。但是,这些却似乎无助于长虹预知和掌控市场变幻带来的风险。
1998年,长虹囤积彩管事件成为长虹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长虹的利税对绵阳和整个四川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长虹整体经营的急剧下滑,直接影响到了四川省当年的GDP,四川工业增速退至全国之末。于是有了2000年倪润峰的第一次退隐。
在这个关口,长虹出现了另一重要人物,也就是现在长虹的掌门人赵勇。
倪润峰第一次隐退后,赵勇开始他的实战演习,他清理了大量库存,为长虹未来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并提出了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点的复苏策略。但是赵勇第一次执政成绩让政府并不满意,当年长虹每股仅赢利1分钱。2001年春节刚过,倪润峰重回帅位。
长虹经营的一起一落,倪润峰随之一进一退。
虽然赵勇第一次执政的成绩不显眼,但他带来了“科技第一”的理念,同时提出大幅度提高员工工资,尤其是科技人员和营销人员的收入来鼓舞士气的策略,打破了倪润峰以市场策略取胜、用低成本换取市场优势的传统。
而那时的长虹陷入了核心技术空心化的阶段,靠价格战已不能使长虹东山再起。倪润峰用销售渠道来转移因技术薄弱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郑百文和“APEX”事件使长虹的销售渠道管理失控,出现了首次现金流断链的现象。为了缓解由此带来的压力,长虹不得不采取激增销量的办法,但这招致了更强烈的打压。
2003年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裁定长虹倾销成立,今年的美国市场对长虹彩电已经完全封闭,彩电出口已经由高峰期的85万台下降为13万台
虽然倪润峰复出后,长虹的经营业绩呈上升趋势,但是与其鼎盛时期不能同日而语。倪润峰再次隐退也就不足为奇。
倪润峰一再提起的价格武器和他一直不曾放弃的体制改革,都是他孜孜不倦、力图拯救长虹和他自己的见证。但这两种努力多少有点让他失望:
市场已不能光靠价格刺激而激活,由他亲手提拔上来的新一代力量已提出壮大长虹技术实力的理念,直接与曾是尚方宝剑的价格武器对话;
体制改革则成了倪润峰直至离职也未酬的心愿,更有观点说,正是因为倪润峰与政府在长虹产权体制改革上产生分歧,才导致他的离职。
国家对长虹的绝对控股使倪润峰的进退不由自己,倪润峰和其它国企经营者一样,他们享受“企业家”和“干部”的双重身份,同时也经受着由此带来的双重压力。
倪润峰带着遗憾离开了长虹,这仅仅是今年央企换帅的其中的一宗,2004年是国企人事变动特别突出的一年,有专家认为这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深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杨启先认为,国企换帅是一件符合市场规律的事情。
“这是一种探索,国企人事变动就是探索中的一步。”杨启先说。
这一种“探索”有着“探险”的感觉。长虹的新掌门赵勇毕竟是由内部提拔上来,对企业比较熟悉。而长城和三九集团新掌门人陈肇雄和孙晓民却是“空降掌门”,人们无法预知他们能不能胜任新职务。
业内人士认为,由长虹及其他国企换帅事件可以看出,刚刚成立一年的国资委,在用人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话语权,并力图打破国企过去封闭传统的人事堡垒,而注入新鲜血液。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声称,在3年内要建立一支“年龄结构合理”、适应中央企业战略发展需要、层级结构清晰、专业结构配套的人才队伍。
在换帅的同时,国资委还采取公开招聘董事会人员的方法,极力使国企的运营方式和人员管理脱离国企传统。
国资委以出资人的身份登台,但国资委所期望建成的这支队伍,应如何摆脱政治色彩和党政影响,成为纯粹的经理人?
“这要求出资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其政治色彩,这样,在国资委管理下的企业高管才能具备成为纯粹经理人的条件,现在最重要的是,国资委成立后,怎么建立有别于党政干部的企业制度?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说。
但国企不论如何换帅,都改变不了掌门人的双重身份。倪润峰壮志未酬地离开,长虹改制的任务落到了赵勇肩上。刚上台的赵勇提出,要对长虹进行“内部经营体制改革、理清未来产业方向、完成长虹改制”三个方面的改造,但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三把火一把一把地烧,先练好内功。”他把众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长虹内部经营体制的改造和未来蓝图的创造上,避开了敏感的体制改革,并由此获得了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对大型国企还不会放弃控股权。企业改制不是通过人事变化就能改变的。” 张文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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