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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日前，厉以宁教授在北大第七届“光华新年论坛”上谈到税收问题时，用相当严厉的口气指出：“靠实行高税率把富人降为中产者很不足取，必须坚决摒弃”，“杀富济不了贫，也无助于穷人的脱贫”（见12月27日《华夏时报》）。
厉教授的谈话给我的直觉印象就是：“无的放矢！”有谁说过要“靠实行高税率把富人降为中产者”吗？没有！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有任何这方面的苗头吗？也没有！不仅没有，而且在和个人的贫富程度最密切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目前简直就是在“杀贫济富”：统计表明，绝对不属于“富人”的工薪阶层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占了全国“个税”总额的70％以上，在某些地区甚至超过了80％。如北京市2003年度工资、薪金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近108亿元，竟占全年各所得项目收入的86％左右（见2004年9月9日《财经》）——在这种状况并无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厉教授的严重指控不是无的放矢又是什么呢？
其实，即便是不谈按劳分配的大道理，单从厉教授赖以安身立命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富人多交一点税也是完全合理的。这里牵涉到了一条相当著名的税赋原理就是“受益原则”（Ｂｅｎｅｆｉ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这一原则认为，你从政府那里享受到的服务越多质量越高，你缴的税就应该越多。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原则与厉教授最担心的“杀富济贫”以及“分配平等”完全无关，而只不过像是一种普通的交易：因为你多吃了糖果，所以你要多付钱。
常识告诉我们，富人的确比穷人享受了由政府提供的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比如，富人都有私家车，因此比无车的穷人更多地享受了公共交通方面的便利与服务；再比如，富人的后代一般可以享用水平更高的公共教育与卫生资源，而穷人的后代相对享用较少；还有，由于富人的总体财富远高于穷人，因此在国家对全社会提供的无差别的公共安全服务中，富人也自然占有了更大的份额——富人既然占尽了便宜，多交一点政府赖以正常运转的税，不是于人于己都有利吗？不是正符合厉教授极为推崇的“双赢”吗？
让我感到好奇和不解的是，以厉教授在经济学领域里的“泰斗”地位和精深素养，这次为什么会犯这样幼稚肤浅的低级错误呢？我思前想后，觉得原因还是要从近两年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中去找：自从两年前，张维迎教授提出了“特赦论”之后，原本可以在历史的混沌中蒙混过关的资本“原罪”问题，极为难堪地浮出了水面；而2004年的“郎顾之争”，使更多的民众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这样富起来的”！经过这样两场大讨论，所谓“勤劳致富”、“经营致富”的美丽神话在某种程度上先后破灭，而最具历史使命感的厉教授恐怕强烈地感到了危机——于是先来个“防患于未然”，预制个“杀富济贫”的大帽子，严阵以待批评者。
不久前，笔者曾撰文劝告富人们不宜变本加厉，因为“原罪”问题也好，其他问题也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都可以通过对国家民族的现代化作出贡献的方式得到解决。但现在看来，许多人没有听进去，也没有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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