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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12月28日文章）截至2004年11月20日，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历史性地突破了1万亿美元，预计在年底全球贸易大国排序中，中国将有望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三位。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仍具备继续增长的基本条件，其有利因素主要是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增长较快，国际投资开始活跃，中国以“加工贸易”为特征的制造业高速发展。不利因素则是由于原油价格居高不下，全球通胀压力趋升，世界经济增速将较今年减缓。另外，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比2004年趋紧，贸易摩擦将持续增加，而美元汇率的走势也会对中国进出口产生一定
影响。综合各类因素，中国2005年外贸增速预计约为15%～20%。三大因素支撑高速增长2004年，中国提前6年实现了在2001年制定的进出口总额1万亿美元的中长期规划，这是在近3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获得的。它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世界贸易的增长。这是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给进出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厚实的物质基础。换言之，中国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推动进出口高速增长的首要因素。近1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高达8.8%，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经济总量与规模的迅速扩张给进出口带来旺盛的需求。在出口方面，中国制造业有强烈的出口依赖，在600种政府监测的消费品中，80%供过于求。目前，中国的纺织服装出口量约占全球市场的25%以上；空调、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产品出口依存度在40%～50%之间；DVD的出口依存度已达80%以上。进口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增长相当程度要靠投资推动，拉动了能源、矿产、原材料等资源类初级产品，以及重化工产品、制造设备进口的大量增加。此外，占中国进出口份额很大的加工贸易，也产生了大量中间品的进口。这些因素构成了近年中国进口大幅度增长的基本原因。外商投资导致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是导致出口高速增长的另一关键因素。中国引进外资已经连续10多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其中制造业占了7成，主要集中在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通用和专用设备领域。外资向制造业集中，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进出口规模。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已经占中国出口总值的57%，进口占58%，对外依存度（出口额占工业产值比）高达45.5%。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外资继续向中国制造业投资的趋势不变，中国进出口将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再有，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都采取了积极鼓励出口的发展战略，从中央到地方都实施了一系列对外贸易促进措施与政策，这也极大地推动了外向型经济的成长。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政府在进出口市场准入方面，按照入世承诺全面放开经营权，使外贸主体迅速多元化，私营企业正在成为促进出口的新生力量。高速增长中的三大变化在中国外贸高速增长的这三年间，中国外贸产品的构成、贸易的主体和形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就产品构成来说，中国外贸经历了从轻工纺织品到机电产品，再到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要支撑和新增长点的三个阶段，成功地驾驭着出口产品结构逐步升级的过程，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将成为未来若干年的“希望之星”。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将达到52%，高于总出口增速17个百分点，占全部出口的比重已达27.4%，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日益加深。从外贸形式来看，长期以来，中国外贸出口的主要成分是一般贸易，但这种格局近年被打破。加工贸易异军突起，超过了一般贸易的增长，目前已经占到出口总额的55%，进口总额的39%。加工贸易不仅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吸纳了2000万以上的劳动力就业，而且每年由此获得了较大的贸易顺差，为增加进口提供了安全保障。中国贸易主体的变化也同样不容忽视。外资企业和集体私营企业的崛起，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新趋势。这两者相加，已占中国出口额的74%，进口额的69%，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外贸领域的市场准入使得私营企业长期积蓄的能量在短期内得到释放，形成中国近年独特的出口推动力。未来增长需解决三大问题总体来看，尽管明年世界经济增速低于今年，但中国对外贸易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进出口仍将维持高于国民经济和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发展趋势：一是因为中国宏观经济正处在新一轮增长期，其经济规模与总量的扩张对国际市场与货物贸易带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二是世界产业，无论制造业或服务业“外包化”已成潮流，由此带来全球产业分工的新一轮配置，制造业、特别是IT产业向我国转移的趋势还方兴未艾。作为一种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正前所未有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国际大循环中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外贸增长中存在的三大问题：首先，单纯依靠数量规模和价格优势的增长方式的弊端逐渐显现，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成为未来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出口产品在一定时期内主要依靠数量增长和加工贸易的方式提升竞争力，我们从这个阶段获得了巨大利益，但也为此付出了资源、环保等方面的代价。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出口质量和效益已经成为当前紧迫的工作。我们要充分发挥外资技术的“溢出”效应，形成国内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聚集群；要帮助国内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积极培育自有品牌，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拓展全球销售渠道，逐步走向依靠质量效益实现可持续增长。其次，贸易摩擦高发将与中国出口规模的增长相伴相随，轻视或者过于敏感都无助于问题的正常解决。目前中国出口顺差集中在与美、欧各国贸易中，表现在质优价廉的各类工业制成品；逆差则集中于日、韩、台湾地区和东盟，表现为投资品、中间品和各类零部件。只要这种以加工贸易为特征的不平衡贸易格局依然存在，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就会居高不下，甚至会向一些具有同类产业竞争结构的发展中国家蔓延。为此，我们应该很好研究WTO的相关规则，在构建中央、地方政府和企业、中介组织四位一体的摩擦应对机制之外，还要加强国内立法，将WTO规则框架的“实施细则”内法化，维护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多边贸易原则，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经济利益。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未来贸易政策的调整，应优先考虑经济增长和就业需要等宏观经济指标。美国对外反倾销的成本实际大于外国商品廉价进入给国民带来的福利。美国坚持这样做，是为了国内产业发展和就业的需要。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属于成长型经济，促进增长和就业更应该是经济和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因此在具体政策安排上，一是充分关注利用外资政策对进出口产生的互动与影响；二是充分估计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参与度和融合度；三是密切注意明年国际市场油价波动和美元汇率的变化，在仔细权衡各种利弊的基础上进行政策选择。（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柴海涛）
（信息来源：驻新加坡经商参处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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