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然 实习生 叶晶晶
监管不力是表面危害，孤注一掷、缺乏数据才是造成危害的祸根
记者：中航油巨亏45亿元，目前仍然在调查之中。经了解，造成中航油高额损失的直接事件是因为违规从事期权交易。曹老师，您是专门研究期货方面的专家，在您看来，中航
油事件在性质上应如何界定？
曹和平：在这个事件中，企业内部管理有问题，监管机制也有问题。你可以看到：在新加坡受委托的陈久霖所在的这家公司，拥有十几个交易员，这十几个交易员一面倒地做多或做空，这问题是很严重的。通常，企业内部交易员和交易员之间是不应该串通的。交易员和交易员串通起来容易形成一个观点，一个观点就不能分散风险。在操作的时候，一个交易员损失20万美元就应该叫停了。陈久霖的这种情况，十几个交易员如果严格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处理，如果这些人又是合格的、高质量的交易员，可以想象，这个交易员看涨那个看跌，十几个平均下来，不会一下子押到上千万元这个水平上的。可是从200万桶押到5200万桶，都朝一个方向看涨，这明显已经不是交易员本身在从事操作了，而是老总让交易员来执行他的判断了。这个时候企业内部的风险监管机构就变了：老总说什么交易员就操作什么，实际上变成一个人在操作了。在这一点上，与当年的巴林银行一模一样，内部的风险分散机制变了，从而造成重大失误。
这个重大失误还巧了，不是一个中国公司，而是一个由中国委托的新加坡公司。我们说搞QFII、QDII制度，这个就相当于QDII制度。按道理说，我们QDII出去以后，正是要学习外资市场的投资理念，学习人家的规范内操作。恰恰这样的丑闻出在新加坡，而不是出在我们国内。所以，通过这次事件，QDII与QFII制度，我们都要小心，否则失误可能就来了。
记者：既然是委托，中航油集团应该有监管人或监管机制，但最后中航油高层居然说他们不知道陈久霖从事那么大的交易。这里面到底存有什么玄机？
曹和平：中国在吃QDII和QFII螃蟹时，这算是栽了头一个大跟头。我个人认为，提倡QDII，可让国内的中小投资机构出去投资。但让大企业去实践，代价太高。中航油专门经营航空油，像这样一个从事能源行业、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司，一个行业就一家。它出来做QDII，一做错就会把我们整个航空用油都放到危险的台面上。应该让十几二十几个中小企业出去，行的做下去，不行的就叫停。我觉得，不能拿一个企业去孤注一掷，一个公司往往不能给监督管理找到一个谁好谁坏的参照。搞经济不是做文章，经济一定要从十几个二十几个统计数据来发现规律，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这件事表面上是监管不力，实际上是我们的企业做QDII、QFII的太少，单一个中航油根本就找不到参照系，它说什么就是什么。
记者：那么怎么规范QDII和QFII？
曹和平：我觉得QDII和QFII开始实践的时候，步子要走得稳。当然，两者是不一样的。搞QDII，放出去的公司不宜大，应该小。实验的东西一定要小，就像我们早年搞经济实验区，深圳就是一个1000平方公里的地方，为什么不在广东省搞呢？太大了，一失败损失太大。而做QFII则不一样，让他们来多一些，来大一些，他们风险越大，就会越谨慎。拿石油行业来说，中小石油期货公司先出去，放进来的都可以是大公司。
记者：您是说，走出去，每一个行业应该多一些企业？
曹和平：对，原因就在于信息不对称。像美国第二大快餐店WANDIS公司，现在在中国和东南亚都找不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它出来的时候，办了24家快餐店，一下子亏了。当年WANDIS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碰到的问题和中航油是一样的。它开了24家快餐店就像我们买了5200万桶油。当时向WANDIS总部汇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计划都非常好，后来垮了。但从整个行业来看，投资的话应该多个投资集团出来：WANDIS不成功，但麦当劳、必胜客成功了，形成这种格局出去，在市场上做事就有了参照。
信息不对称、激励耦合机制不健全造成权利泛滥
记者：中航油本来授权新加坡公司从事两个工作，一个是现油交易，还有一个是正常的期货买卖，实现套利保值。但实际上这家新加坡公司从事期权交易，超出了委托，是什么导致它将权利滥用？
曹和平：中航油集团是为我们航空工业提供用油的企业，它要通过期货市场锁定成本风险，锁定成本风险就靠套期保值。注意：是保值不是升值。中航油做套期保值，新加坡公司成了它的代理人，你会发现这家企业的盈利目标和中航油的目标不一样。中航油是要压低成本，使我们国家能够以世界平均成本获得燃料油；新加坡公司接受这个委托之后，把用来套期保值的基金变成一个对冲基金，企图盈利。这个时候，监管的矛盾变成了委托代理矛盾。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盈利目标不一致，形成信息不对称，从而造成新加坡的公司按照他的目标来工作。要解决这个矛盾，应该在委托的同时包含内部激励制度、信息提供激励机制，以及激励耦合机制，让代理人把自己的目标和套期保值的目标一致起来。陈久霖为什么扩大业务权利，这与他的企业性质有关。出现这个问题表面上好像是监管不力，我看是与不懂信息不对称效应、不懂得激励耦合机制有关。中航油认为把我的委托给你了，你就会按照中航油的目标来作业，其实并不知道这里边有一个利益冲突在作怪。为了防止利益冲突，需要有各种相应的激励耦合和约来约束。我估计，中航油没有和陈久霖签定任何激励耦合和约。
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石油期货市场，变世界诱导因素为主导因素
记者：如果陈久霖并没有误判油价走势；如果这次损失没到这么大；如果陈久霖从事的期货交易赚钱了……等等情形徜若存在，是否可以考虑，陈久霖的期权交易让他存在？
曹和平：不。套期保值是为了锁定航空油的成本，我只要你帮我实现平均成本，并不需要你赚钱。我们要让整个航空业赚钱，不能因为要通过套期保值就把我放到对冲基金的领域里边。即使你赚到钱了，但是你把我整个行业的风险放大了。所以根本就不能允许这么做。
我们关键要形成我国石油市场的良好布局。首先尽快在1.7万公里的海岸线上建立10－15个石油储备保税区。那么就会形成一个FOB（到岸价）作为参照价格为主导的石油市场体系。这样，我们类似中航油之类的公司就不用到新加坡去了，我们就可以在国内形成一个由石油现货交易和远期交易组成的市场体系。这等于我们国家在某个行业建立了一个锁定使用成本的市场，那么，在这里，从事现货和远期石油交易的企业，他们之间的激励耦合会特别良好，企业间的信息采集会比你在新加坡采集石油信息更具优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3－5个石油期货交易所。这个时候石油的价格不是按照国际市场来调整的，我们的价格波动不再只是世界价格的诱导性因素，而是主导性因素。
现在，中国是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东亚最大的一个原油进口国。这么大的石油消费市场，中国还不能成为世界的交易中心，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这个石油交易中心，怎么来建立，怎么来完善？我认为，用3－5年，尽快形成中国石油现货的场外交易市场和远期交易市场；用5－7年，尽快形成东亚的原油交易中心。而且，我认为，不能光上燃料油期货产品，应该尽快出台原油期货和成品油期货产品。
关于中航油事件
中国航油集团新加坡公司，于2003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在此期间，其总裁陈久霖擅自分别与三井、法国兴业、英国巴克莱等银行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合同，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陈久霖所在公司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2004年10月以来，该公司所持石油衍生品盘位已远远超过预期价格，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为此，中航油集团于11月28日指令新加坡公司向新加坡证交所申请办理股票停盘交易，同时向新加坡高等法院递交宣誓申请书，寻求限制保护令。
关于QFII与QDII制度
QFII制度就是国外机构投资者到内地投资资格认定制度，这是一种有限度地引进外资、开放资本市场的过渡性的制度。QDII制度则是国内机构投资者赴海外投资资格认定制度，是在外汇管制下内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权宜之计，以容许在资本账项目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国内投资者往海外资本市场进行投资。
《市场报》 (2004年12月28日 第十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