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变数左右后WTO时代 我们应该何去何从

　
　　对外资“财政倾销”式的无原则优惠不仅加重了政府负担，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激励内资外逃然后以“外资”身份回流，而且用这些手段吸引来的外资未必有能力帮助中国提高技术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在人民币汇率长期内趋向升值的背景下，我国要在逐步调整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有秩序、有节制地调整汇率水平，更需要努力防止货币升值妨碍外资和沿海相对过剩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由于面临经济运行环境与规则的深刻变革，入世曾被喻为一场严峻的考试；回首入世3年来的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交出一份优秀的答卷。

　　尽管如此，我们应当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入世3年来的考验中取得超过预期的成绩，无疑主要应当归功于我国自身的努力，但一些意料之外的有利因素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从中国正式入世的2002年起，世界经济开始走出萧条，复苏势头日益强劲，从而为中国入世后出口贸易的迅猛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假如中国在全球经济萧条时入世，正面效果未必如此明显。2003年以来美元汇率疲软，而人民币汇率非正式盯住美元，也给我国出口贸易增添了额外的竞争优势。而且，根据入世承诺，在入世前两年，我们市场开放幅度并不很大。

　　但从2004年起，我国开放市场的力度明显加大；从2005年开始，我国市场开放度将大幅度提高，服务业市场准入尺度的放宽尤其显著，内资企业将迎来更大的竞争压力，面对以下严峻考验：

　　——世界经济减速，海外市场容量可能缩减。

　　入世改善了我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条件，2002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实绩良好，无形之中扩大了我国商品的海外市场容量。尤其是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可达5％，为1973年后世界经济增长率首次达到5％大关。然而，由于高油价阴云不散，美元汇率不确定性仍高等原因，预计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步伐将有所放慢，对我国出口增长将产生负面影响。

　　——人民币汇率安排(包括汇率水平和汇率形成机制)面临改变。

　　2002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承受了巨大的升值压力。虽然短期内政府会尽力也有能力维持现行人民币汇率安排不变，以免对国内经济产生过大冲击；但在中长期内，人民币汇率安排必然改变。1934年6月，在白银生产利益集团的策动下，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实施银本位制的中国顿时陷入极其严峻的通货紧缩，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稳定币值与遏止资本外逃无法两全、内外平衡难以兼顾的窘境；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议》后，日元持续大幅度升值，日本随之一步步走向泡沫经济崩溃的深渊，最终陷入令人窒息的14年萧条而难以自拔。人民币汇率安排变更是否会导致中国经济涉险，我们目前还没有十足把握作出否定的回答。

　　——贸易伙伴企图改变游戏规则。

　　面对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上表现出来的强大竞争力，贸易保护主义分子企图扭曲世贸组织规则，我国改善出口贸易环境的目标有落空之虞。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纺织品服装行业围绕取消纺织品服装贸易配额的鼓噪，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我国为了避免主要利益落空，也不得不作出一些妥协、退让。在当前情况下，我国从2005年1月1日起对部分纺织品服装出口加征出口税之举显然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

　　——国内某些行业市场过快、过度开放。

　　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领导个人没有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出于某些局部利益的考虑而片面提前开放零售等重要产业部门，入世谈判者们呕心沥血方才为国内产业赢得的过渡期被轻易废弃，国内企业的利益受损，中央政府的权威遭到损害，特别是入世谈判者们陷入尴尬境地。

　　——内外资不平等竞争局面短期内难以彻底扭转。

　　截至2004年10月底，中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金额5552.51亿美元，合同金额10621.29亿美元，已经连续10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2002年更高居世界第一。但中国为吸收外资所付出的代价同样相当可观，给予外资超过内资的待遇就是其中最大的代价之一。低税率、廉价土地和基础服务、放宽审批限制……这一切构成了内资企业为之愤愤不平的“超国民待遇”。中国三资企业所得税率上限为33％，而中资企业所得税率直到1993年才从55％降到33％。融资租赁公司的营业税率均为5％，但使用人民币资金的税基为利息收入，使用境外外汇资金的税基为利差(即“租金收入－借款利息”)；金融租赁公司和中外合资租赁公司征收5％营业税，其它工商企业从事融资租赁，征收17％增值税。

　　对外资“财政倾销”式的无原则优惠不仅加重了政府负担，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激励内资外逃然后以“外资”身份回流，而且用这些手段吸引来的外资未必有能力帮助中国提高技术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更糟糕的是，某些外资企业一方面利用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在中国投资设厂，排挤中国内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积极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诉讼，企图垄断全球市场。我国一些热衷于不惜代价引进外资的地方政府在这类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即使算不上“帮凶”，至少也是“东郭先生”。

　　从国家全局利益出发，消除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势在必行，但由于种种原因，实现内外资平等竞争的过程又必然是艰巨和漫长的，社会上热烈讨论已近两年的两税并轨(即中外企业所得税并轨)一事暂时搁置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面对后过渡期的潜在冲击，中国企业首先要做的恐怕应当是反思自己的行为。不错，内资零售企业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外资同行的竞争压力，但这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内资零售企业自食其果？我们的零售企业以前是否过于盘剥供货商，以至于他们心怀不满，只要别人能够提供稍微好一点的条件就弃之而去？我们的零售企业以前是否不够注意提高管理水平？我们的零售企业的某些高管是否把职位视为牟取私利的工具，职业道德则被弃若敝屣？

　　只有在深刻、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我们的企业才能与政府乃至社会各界全方位应对后过渡期的挑战，既要深入开发国内市场，也要进一步挖掘海外市场潜力。

　　而我们的应对之策应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合法保护国内产业。

　　二、深入开发国内市场。虽然我国2003年外贸依存度已经高达60.3％，但一个大国必然要实施“内需为本”的战略，深入开发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基础。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与外资企业角逐国内市场，尽管跨国巨头拥有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但其管理链条每延伸一节，管理效率就降低一层，我们毋需妄自菲薄。

　　三、开展国内区域合作，延续国际竞争优势。未来的人民币升值和工资水平上升可能损害我国出口的成本优势，我国沿海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快向外转移。在人民币汇率长期内趋向升值的背景下，我国要在逐步调整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有秩序、有节制地调整汇率水平，更需要努力防止货币升值妨碍外资和沿海相对过剩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增进中西部的资本积累与资本形成。

　　四、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在应对贸易摩擦时，如果仅仅是按照别人制定的规则行事，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被动局面。只有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我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只有积极参与进口方的技术标准制定过程，才能保证我们的合法权益在市场规则制定过程中得到维护。

　　(作者为国家商务部宏观研究院博士)（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