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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研邹伟
农民增收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2004年，对于农民增收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对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产生了“冲击波”似的巨大效应。当我们在岁末进行农民增收成效盘点时，我们应该思考：2004年对于今后的农民增收意味着什么？
农民增收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2004年，中央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实际出发，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中心，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种粮的积极性，对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2004年农民增收情况分析。今年农民增收表现出“三高”态势，一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高，1－9月全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1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08元，实际增长10．9％，增速比上年提高了11．4个百分点，创1997年以来的历史新高；二是粮食产区农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半年，主产区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幅高达1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1个百分点；三是农民收入增幅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上半年全国城镇民居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7％，农民收入增幅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2．2个百分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2004年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有一定的偶然性，即新增政策和天气的偶然性，农民和农业自身的问题并未得到较好的解决。因此，我们对于2004年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既要乐观，又不能过于乐观。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明年及今后农民收入如何持续增长的问题。
2、2004年农民增收包含的特殊意义。今年农民大幅度增收，使2004年作为一个标志或界线，划分出一个新的时期。其含义是：2004年是一个界线但并不是转折点，它不是说从2004年开始农民增收将由低增长阶段进入高增长阶段，而是说自2004年之后，研究和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将由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核心的时期转入以提高农民生产经营水平为核心的时期。因为2004年及其以前，无论是土地承包、粮食保护价、减轻农民负担、农业结构调整政策，还是农村税费改革、种粮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和减免农业税政策，其实质都是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今年农民增收各项政策全面、强力出台，今后对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将进入常规阶段，会有时间和力度上的局限。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由政策决定的生产积极性，而是生产经营水平。这并不是说今后农民增收不需要政策调动积极性了，而是说在继续依靠政策支持（尤其是粮食生产对政策有较大的依赖性）的同时，要更多地研究解决农业的生产经营水平问题。
3、新时期农民增收的新要求。新时期研究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核心应转向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它包括农民生产经营的科技水平、规模水平、产业化水平、适应市场和市场竞争的水平，最终的落脚点是效益水平。这一时期农民增收将由主要依靠政策，变为主要依靠科技、投入和市场，依靠农业、农民自身问题的不断解决。因为农民增收的基本政策，也就是直接针对农民的土地政策、税赋政策、劳动力转移政策已经到位和基本到位（取消农业税已明确时间），今后出台的将主要是辅助性政策，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是间接的、有限的。因此，农民增收的难度会更大（解决农业、农民自身的问题比出台一项政策要难得多），这也就要求我们确立新的工作着力点，努力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如果说出台农民增收的政策主要靠国家，那么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则主要靠地方，地方各级政府必须围绕农民增收有更多更有效的作为。
新时期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面临的问题
农民增收新时期，从粮食主产区的实际出发，从提高农民生产经营水平角度分析，主产区农民增收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1、粮食生产两难选择。粮食安全一直是中央关注的重大问题，对粮食主产区来说也一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方面，中央有要求，地方有需要，农民有种植习惯，粮食不能不种；另一方面，种粮与农民增收有一定的矛盾，种植结构不调整不行。虽然2004年种粮与农民增收得到了很好的统一，但今后能不能统一，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如何处理粮食生产和结构调整的关系，是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应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
2、市场农业两腿偏短。市场农业必须面向市场，在市场中竞争。现阶段农民是单个的小生产者，一家一户面向市场有很多问题，发展市场农业主要靠“两腿”支撑：一靠龙头企业，二靠合作经济组织。粮食主产区的这两条腿明显腿短，支撑力不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少，大的更少，带动作用不够。我国沿海地区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为3－5：1，而中部省份仅为0．9：1左右，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相比，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更加滞后，各种农民协会，专业合作社很多地区没有建立，建立了的进行规范运作、有效运转的很少；社区合作社、股份合作社则更少。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太低，使粮食主产区农产品和农民缺乏市场竞争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3、投入科技两力弱化。投入和科技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两个重要的推动力，然而粮食主产区这两力相对弱化。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与农业发展实际需求的差距较大。以湖北省为例，1978－2001年，湖北财政收入、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9．1％和12．9％，而财政支农资金增长速度不足2％。各地市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更低，而且非生产性支出占去年一半，应该作为财政支出重点的动植物检疫防疫体系、生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许多地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农技、植保、兽医等部门缺人、缺钱，难以开展工作，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4、劳力转移两个趋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有所趋缓：一是向本区域二、三产业转移趋缓。区域内的城镇化水平不高、工业化水平不高，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本区域内非农产业转移，相对于乡镇企业发展得较好时期速度趋缓。二是向区域外转移速度变慢。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不够，服务滞后，劳动力结构不适应市场的需要，使得劳力向外输出速度趋缓，甚至出现“回流”现象，从而使粮食主产区在通过减少农民使农民增收的竞争中面临挑战。
新时期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的对策
研究新时期农民增收的对策，要从新时期的特点和要求以及粮食主产区的实际出发，主要应把握以下几点：
1、把发展与粮食生产兼容的特色种植模式和围绕粮食进行转化增值相结合。
粮食主产区不可能抛开粮食生产谈农民增收问题，但是粮食主产区也不是只能种粮食。这里有一个如何处理稳定粮食这一战略产业与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有一个粮食生产与农民增收统一、平衡的问题，只讲一个方面是不现实的，不可行的。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对国家政策的依赖性大，其增收难度较大，长期持续增收难度更大，这就要求主产区正确处理粮食生产与结构调整的关系，既不能简单地强调粮食生产，就粮食抓增收，不讲调整。因为稳定粮食生产必须以农民增收为前提，粮食生产与农民增收不能统一，粮食生产是难以稳定的；也不能简单只讲调整，不讲国情、省情，不讲调整也有难度的实际。从实际出发，粮食主产区应该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前提下抓调整，努力寻求稳定与调整统一、种粮与增收统一的途径。
第一，重新进行粮食生产规划。主要是确立一个稳定粮食生产的目标，稳定粮食生产不是粮食越多越好，而是要确立一个粮食生产的“底线”。粮食生产是否超过底线由市场调节，粮食生产能否保住底线则靠政策支撑。粮食生产赚钱自然会超底线，粮食生产不增收且没有政策支撑，想保底线也是保不住的。所以国家和粮食主产区对待粮食生产必须首先解决好“底线”和政策的问题。在确定底线的基础上，再确定粮食生产的布局，确定粮食生产的品种结构，确定粮食生产的扶持政策。粮食生产应实行区别政策，主产区与非主产区、主产区的基地与非基地、基地里的定向品种与非定向品种不应该是一样的政策。对于“底线”内的主产区、基地、定向品种应给予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必须确保，其它的则不纳入必保范围，由市场去调节。这样才能做到既保住底线，又降低政策成本。否则，粮食赚钱时大家一哄而上，不赚钱时一哄而下，粮食生产是难以稳定的。在确定粮食生产的底线后，底线之外的则可放开调整，这是从总体上处理好稳定与调整的关系。当然，在确定布局、品种、政策的同时，还要确定依靠粮食本身增收的措施，如通过品质测报，改进粮食种植，提高种粮效益。
第二，大力发展与粮食生产兼容的特色种植模式。在处理好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基地与非基地稳定粮食生产与结构调整关系的同时，还要处理好主产区和基地之内的稳定与调整的关系，实行种粮与增收的统一。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不能只依赖于国家实行种粮补贴和最低收购价，也不能只局限于在提高粮食单产和品质上作文章，还要寻找种粮之外而又与种粮不相矛盾的增收途径，也就是要大力发展与粮食生产兼容的特色种植模式。具体说，就是以主要粮食品种种植为基础，调整其前后茬口。如水稻产区可以改变传统的麦稻（稻）、油稻（稻）种植模式，发展诸如蒜稻、豆（菜豌豆）稻、薯（马铃薯）稻等高效种植模式，这些模式的效益高出传统模式效益的0．3－3倍。发展这些特色种植模式，便在大田种植上将稳定粮食生产与结构调整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第三，拓展与粮食生产在时间上兼容的增收途径。农村不但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且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时间，粮食主产区也是如此，特别是冬季剩余劳动时间更多。发展与粮食生产兼容的特色种植模式，主要是从空间上，也就是大田种植上寻求粮食生产与农民增收的统一。如何开发利用粮食生产的剩余时间，也就是从时间寻求与粮食生产不相矛盾的增收办法，同样是粮食主产区需要研究的问题。拓展与粮食生产在时间上兼容的途径也大有文章可做，例如利用稻草、麦草栽培食用菌，不仅效益十分可观，而且还充分利用了粮食生产的剩余物，变废为宝，点草成金。此外，栽培食用菌的培养基质和菌糠又可以作为有机肥料改善大田土壤，从而形成循环经济，有利于粮食生产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围绕粮食进行转化增值。对粮食进行转化增值，既能发挥粮食主产区的资源优势，又能通过转化增值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地方加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主产区形成粮食产业化的综合优势。粮食主产区不延伸粮食的产业链条，粮食产业就没有优势可言，就不能持续地更多地带动农民增收。粮食转化增值包括生物转化和工业转化。生物转化就是要大力发展畜牧业，畜牧业作为转化粮食的产业比粮食本身的发展潜力要大，所以要充分利用粮食资源发展养猪、养禽使粮食转化增值。工业转化就是要对粮食进行深加工。粮食主产区围绕粮食做深加工的文章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真正把这道理简单的文章做好。
2、把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相结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对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带动农户迈进大市场，带动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关键在于培植龙头企业，既要培植大龙头企业，也要发展中小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不是靠几个大龙头企业就能全部解决问题的，必须形成大中小结合的格局；既要培植龙头企业，也要培育市场，各类专业市场对农民增收同样有着很大的带动作用。在培植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产业化龙头与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带动农民增收上有相同的作用，也有较大的区别，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农业产业化龙头所不能替代的，尤其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联系中，可以帮助农民提高谈判地位，维护农民的利益。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政府要重建农村的农技、农机、防疫检疫服务体系，新建标准化生产服务体系；二是农民要组建和完善各种协会，专业合作社、社区合作社及股份合作社，提高自我服务和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三是社会层面要建立健全生资供应、市场信息、农产品运销等服务机构和经营主体。要克服重龙头企业建设轻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问题，将这两个方面统一考虑，共同推进。只有这样，农民增收和区域经济才会有竞争力。
3、把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转移农村劳动力相结合。
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两条路径，一是生产的集约化，二是生产的规模化。生产的集约化依靠科技和投入，要通过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的科技含量和投入水平，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生产的规模化，一方面依靠农业内部分工的调整，一部分人转向其他农业领域，使原有资源实现聚集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是一部分人转向非农领域，增加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资源人均占有量，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水平。从根本上讲，在人均占有资源不变的情况下，提高集约化水平是有限的；农业内部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也是有限的，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依靠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2004年因为农民增收政策的出台，不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种田，有人称之为“可喜局面”，实际这并非好事。农村劳力“回流”不符合农村发展的规律，只能说明农村政策产生了效应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遇到了问题。我们应该研究农村劳力转移问题的症结所在，从增加农村人力资本的价值量着眼，加强农村劳力的培训以及中介服务工作，使农村劳力能够长期有序地转移出去。
4、把调整农业投入重心和农村干部工作重心相结合。
加强农业和农民增收工作，要增加财力投入，也要增加为农民服务的人力投入。农业资金投入既要研究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又要研究钱往哪里投的问题。农业投入要增加政府投入、扩大金融投入、拓宽社会投入。投入重心要进行分层次调整和分类别调整，在资金有限和出发点不同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各个层次的投入要进行合理分工，地方的投入重心应尽量调向地方急需的领域；同时还要分类调整，也就是区分农业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等类别，因地制宜调整投入重心、而不是搞一律化。并非中央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所有的资金就都向基础设施倾斜。支农投入要从不同地方的实际出发，着力解决主要制约因素，目前许多地方制约农民增收的不是基础设施而是农业的产业化问题，那么这些地方的投入重点就应该调整到支持产业化发展，特别是龙头企业的培育上来。这样，我们才能让有限的资金更及时更好地发挥作用。农村干部工作重心的调整就是由过去的主要精力耗费在农民负担问题上（长期在多收或少收及如何收上寻求平衡）转向为农民增收服务上来，重点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产业化发展的服务和管理。农村各级应该十分明确，农村工作的中心是为农民服务而不是别的。
5、把向农业内部使劲和向外部着力相结合。
农业是农民增收的基本依靠，必须向农业内部使劲。要拓展农业生产的领域和深度，从空间和时间上挖掘农民增收的潜力，从科技和投入上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程度，达到使农民增收的目的。然而，从中国和粮食主产区的实际出发，从根本上讲，解决农民持续增收问题要着眼于农业外部。要统筹城乡发展，在统筹的前提下，粮食主产区现阶段要坚持城市优先，工业优先。城市优先不是优先发展城市建设而是优先发展城市的二、三产业，工业优先要注重发展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增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容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在更高程度上促进农民增收。
（作者系湖北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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