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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郑俊怀这一级别的人物，在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之前，公安机关是不会采取公开行动的。因此，郑俊怀的被刑拘，就意味着他不可能再有什么清白之身。从目前披露的消息来看，郑俊怀及他的高管团队涉嫌犯罪的主要事实，是通过不同渠道、采取不同方式，转移公司资金回购本公司股份，以达到“曲线MBO”的目的。考虑到不久前国资委对大型国企MBO的叫停，及对中小型国企MBO条件的严格规定，伊利风波在此时引爆，似乎又具有了某种指标性的意义。
当地政府未派员接管而比较让人欣慰又不无意外的是，郑俊怀等人出事之后，当地政府并没有以派员接管的方式，直接介入企业的整顿和经营，而是按照公司治理的规则，迅速组成新的董事会，并由原管理团队中未曾涉案的成员继续主导企业运营。按照过去的一般经验，对于伊利这样一个面临危机的大型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地方政府直接插手也并不让人意外，于是人们很难相信当地政府确如伊利现任总裁所说，只是协助企业进行物资调配、运输等方面的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的关注和救助行为，毕竟还都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在日益强调市场经济规律，强调公司法人化治理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做法显然更有助于公众重建对伊利的信心。比照广东佛山市三水区政府对健力宝公司强行接管引发的乱局，伊利风波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确实有值得庆幸和总结之处。
如何“善代”创业型国企企业家?而在伊利风波的起因基本厘清，其风波也初见趋缓迹象的时候，再次审视郑俊怀等人的行为及更深层的原因，则一度喧嚣而又归于沉寂的“郎顾之争”，似乎有必要再次提起。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加工厂经过20年的飞速发展，蜕变为中国奶业老大的伊利集团，而一手创造这一奇迹的郑俊怀，也就成为郎咸平所称“保姆”的典型代表。而不管是出于对金钱的欲望，还是对企业控制权的执着，一旦“保姆”不再安于为他人料理家务时，“登堂入室”就成了最强烈的欲望和最首要的目标。而且由于“保姆”的前定身份，其由“仆”变“主”的过程，在大多数时候都很难以合法的手段实现。而不管是郎咸平提出在强化信托责任的前提下，给予国企高管以符合其贡献的待遇，还是郎的对立面所提出的，要以给予改制“方便”的方式加以“善待”的那些企业家，其所指都是郑俊怀这一代在国企发展中起着特别作用的创业型企业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人既非传统的国家干部，也不是标准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而鉴于他们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所做出的独特贡献，无论今后国有企业如何发展，或以何种方式进行所有权改制，都必须充分考虑到这批企业家的独特身份，和可能存在的微妙心理。现在，郑俊怀和他的高管团队以一种“自杀”的方式，退出了伊利集团今后的发展，倒在客观上为伊利按照更加规范的方式进行公司治理化解了难题。有媒体评论称：“年轻的潘刚作为职业经理人执掌伊利帅印，未来将是国企高管可以模仿的一种形象。”其意所指，大概也就在这里。但郑俊怀的退出方式毕竟只能是个例，对更多奋斗半生又奉公守法的“干部企业家”们来说，在位时能够得到恰当的酬报，退位时能够心安理得，应该是国家和社会对他们最大的善待。国企改制过程需要解决诸多问题，如何善待这批创业型企业家，只是问题之一。MBO曾经被视为“一揽子”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但一度盛行的暗箱MBO或曲线MBO，被事实证明不但必然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引发群众和股东的不满，对于企业家本人也是前景不明的陷阱。至于什么方式才能做到既能促进企业发展，又能杜绝国有资产流失，还能善待企业家，需要更大的智慧。而就眼下而言，严格实现政企分离，发现、使用、培养可以服务于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可能是当务之急。否则如果再培养出一批官商难分的特殊企业家，则将为今后国企的经营或改制，制造新的难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地政府对伊利风波的处理方式显得颇有远见———政府与企业及企业管理者之间相对清晰的关系，至少不会为伊利再送去一个“郑俊怀第二”。据《北京青年报》(观宇/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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