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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西方人在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时候，曾经因为看到了大量资源透支和环境污染的现象，而发出感叹：“谁来为我们的下一代着想？”今天，在对中国循环经济的现状有所了解之后，我却不由得发出疑问：“谁来为我们的后半生考虑！”
谈到循环经济，我相信，在中国至少有70%的百姓没有听过，80%的学者不关心。然而，它却是一件注定要与你我的下半生、中国的下一代和全人类的持续发展相依相伴的事情。
发展循环经济的本质是要发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目的是协调经济发展与支持其发展的自然资源系统之间所存在的日趋严重的冲突。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经济的发展始终就是建立在自然资源供应的基础上。工业大革命之后，经济步入加速发展轨道。然而，自然资源可供量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似线性的增长模式（其中的增长动力有二：一是一些资源本身具有自然再生能力，比如木材；二是新的自然资源不断地被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粮食短缺、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恶化，引发人们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
最后，人们得出结论：几千年来，我们从未认真考虑过的自然资源支持系统，现在日益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关注的硬约束，而克服这种硬约束的途径只有一条———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发展一种可在较大程度上循环利用资源的新经济形态，即循环经济。然而，在中国，发展循环经济似乎只是象牙塔里的故事。参与的人大多来自环境和资源保护部门，只有少数来自其它部门，但他们关注的基本上还是环境和资源等内容。这种做法使得人们经常将发展循环经济与环境和资源保护混为一谈，错误地认为发展循环经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环境污染治理好，从而给我国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负面作用。
第一，在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对环境污染的治理速度将远远赶不上环境污染的速度，将大量的资金集中于治理污染，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在太湖治理过程中，“九五”期间，江苏先后投入了80亿元巨资，不仅没有达到在2001年水变清的目标，也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水质状况继续下滑的局面。在淮河流域，10年来政府投入的治污资金已经达到了600亿元，超过了20年来淮河流域小造纸厂（污染的主要来源）累计总产值，效果也微乎其微。
第二，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环境和资源保护上，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无法有效缓解目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巨大困境。根据专家的预计，如果我国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又要保持现有的环境质量，资源利用率就必须提高4-5倍；如果进一步想明显改善环境质量，资源利用效率就必须提高8-10倍。很显然，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和根本，但它却不是属于环境和资源保护范畴内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仅是从环保、资源等角度来谈循环经济的发展，将永远走不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死胡同，白白地浪费掉大好时光。然而，我们却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
经济学家们曾经告诉过我们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2020年之前，在城市化、国内经济国际化、民营经济扩大化、政府行为规范化、居民结构高级化等五大动力的支持下，我国经济依然有望保持较快增长；坏消息就是，未来15年将我们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历史性发展机遇。2020年之后，中国将第一次进入老龄化社会，上述五大动力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将明显弱化。
如果前面所提到的有关专家对资源利用效率的测算没有出错的话，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今后15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在环境保护和经济速度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如果选择阻止环境继续恶化，国民经济增长就必须放得极低，最后中国经济列车将因为前进速度不够，在最后一个有利的时间窗关闭之前，进不了发达国家的站台。如果选择让国民经济继续保持7-8%的平均增长速度，则不仅环境将继续恶化，而且由于资源消耗过快，中国经济列车也将因为缺乏资源动力而瘫痪在半道。
显然，我们必须得避开上述的两难选择！毋庸讳言，现在的形势实际上非常急迫，应当尽快进行“全面抗战”，来替代目前实际上的“分块抗战”。发展循环经济，不仅需要环保专家的介入，更需要经济学家、法学家和其他社会学专家们的关注；不仅需要政府的倡导，更需要社会各界的跟进。
国内外的成功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循环经济如果发展得好，没有一例是通过将精力集中在治理污染领域来实现的。相反，制定有关法律、调整价格体系、实现产业升级等这些需要各界人士广泛参与的措施才是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其实无需出于什么高尚的动机，只需要为你我自己的下半生着想，我们每个人就应当作出努力，去改变现存的一些不合理模式，以积极促进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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