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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
作为中国企业家，应该适应中国的环境。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但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必须了解在这种转型经济中政府行为的特点，以便适应这种环境，使自己的企业不断得到发展。
在我们现阶段的转型经济中，控制经济的仍然是政府。在ＧＤＰ中，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大约各占一半，但国有经济控制了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也就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中国国有经济的核心是186家特大型国企。这些国企尽管也进行了股份化改造，甚至上了市，但仍然是国有股一股独大，甚至一股独占，重大决策仍由政府作出。这些国企并没有成为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独立企业。政府的控制是这些企业决策与运行的硬约束。这些企业受政府约束，也得到政府给予的许多优惠，如行政性垄断地位、资源的无偿或低价使用、货款或其他优惠条件等。民营企业则一般得不到这些有利的条件，在进入资格、融资等方面与特大型国企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就是民企所处环境的重要特点，也是民企作出决策时必须首先考虑的。
在这种经济格局之下，我们的宏观调控与完全的市场经济有本质差别。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下，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主要是运用经济手段来引导企业。这对企业只是一种软约束，企业可以按政府的引导决策，也可以不按政府的引导决策。例如，在经济繁荣时，政府加息，目的是希望企业减少投资。但如果企业要增加投资，也不违法，政府无可奈何。只不过在企业对自己的决策完全负责的情况下，这种引导是有效的。在我国现在的情况下，特大型国企仍不是这种企业，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还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仅仅靠经济手段，引导作用极为有限，政府就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用“一刀切”的方法来调控经济。从去年底到今年，经济过热，政府并没有采用加息这种经济手段，而是用严格土地审批和停止贷款这种行政方式来抑制经济过热。这对企业的决策与运行就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以及实力并不强大的民营企业影响更大。企业在作出各种决策时要把这种行政式调控作为一种随机冲击。随机冲击就缺乏规律性，难以预期。这加大了企业决策的困难。
市场经济是一个法制经济，政府应该依法来干预企业行为。我们市场经济尚且不完全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立法不健全，法律缺乏可操作性以及执法的困难。这使企业的决策与经营遇到了更多市场经济下不应该有的困难。以税收为例，政府应该依法征税。如果税法是一清二楚的，企业可以知道自己应该纳多少税，并在作出决策时考虑到这一点。但我们现在显著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在税收之外还有政府各个部门的收费，在有些地方政府的收入中，收费甚至大于收税，许多收费并没有法律依据。由地方政府或其个别部门决定，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也并不合理。企业在作出决策时很难考虑到这一点。各种苛捐杂费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甚至逼迫企业赞助地方政府各种活动的事也常有发生。二是税法本身还有许多条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例如，不同所有制企业，内资与外资企业税赋的不平等，税法本身较为混乱等等。这种不规范的税法当然不利于企业的决策。
政府依法用管制方法来限制企业行为是各国的惯例。但我们的许多管制也是非规范的。管制的作法之一是进入限制，这对规范市场、打击假冒伪劣、保护消费者利益是必要的。市场经济各国主要用资格限制，即规定进入资格，政府审查申请者的资格，符合有关规定者可以进入。但我国往往是采用个案审批。进入资格的规定并不具体，执行中就会形成审批者“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的情况，企业不得不走非正规路了，甚至贿赂审批人员。这也使政府的权力过大，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市场经济本来应该是能交给市场的尽量交给市场，市场做不了的才由政府做。但在我国，对企业的限制还相当多，这就限制了企业决策自由。就价格而言，政府该管的只应该是那些自然垄断行业涉及普通百姓基本生活保证的产品，如自产水、天然气等。但我们的许多价格，如民航机票、旅馆甚至电影票都在政府价格管制范围之内，企业的定价权大大缩小了。就资本市场而言，应该对所有企业平等开放，但现在民营企业难以进入资本市场。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我国还相当普遍。
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不规范给企业决策和运行带来了困难。但改革是渐进的，我们无法在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完全的市场经济。我们也不可能等市场经济环境完善了再去做好企业。对企业来说，重要的是正确认识我们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善于适应环境，利用环境来发展自己。在过去客观环境更为恶劣的情况下，仍有许多企业获得了成功，在今天的客观环境比过去有更许多改善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好自己的企业呢？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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