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中国启蒙运动的殿军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5日 17:27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黄锫坚北京报道

　　陈原是谁？对新一代人来说，这个名字有些陌生。“《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好像是他编的。”这套书倒是让人印象深刻。记得上大学时，同屋的好友只要见到那个桔色书脊，就会买下来。

　　除了这套经典，陈原还曾留下什么痕迹？如果你在图书馆里查“陈原”，会发现此人著作五花八门。大量地理著作：《中国地理基础教程》、《现代世界地理之话》、《世界地理基础》、《世界政治地理讲话》……此外不乏国际问题论著：《战后美国经济剖视》、《战后世界》、《变革中的东方》……两本与地理、国际看来全然无关的语言学著作：《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居然还有《英语常用词汇》、《外国语文学习指南》等纯粹实用的图书。好几本散文、随笔：《平民世纪的开拓者》、《书林漫步》正续编、《海外游踪与随想》……不要以为这个目录可以就此结束，这里至少还漏掉了他的全部翻译作品：谢德林、斯各特、赫赛等人的小说，柴可夫斯基的回忆录，甚至还有一本《苏联歌曲集》……做这个检索工作的，是《读书》主编、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

　　他晚年的助手柳凤运曾说，他的一生好像在文明和文化大厦里遨游。“走进大厦中的一个房间，细心地张望张望，留下一点什么，或者不留下一点什么，走出来了；然后走进另外一个房间……就这样，不停地走啊走的……”

　　在人类文明的大厦里游荡？此人的人生似乎还是缺乏某种线索。也许陈万雄的概括得最中肯。这位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总裁、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在电话中对我说，“只要能促进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更新，各方面他都有兴趣参与。他的所有工作，其目的不是为了纯粹的学习和学术研究；他的所有活动，都代表了启蒙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

　　陈万雄评价说，陈原堪称中国近代文化启蒙的“殿军”。“清末民初开始，中国文化受到西方的强烈冲击，自梁启超始的一代文化人，一直追求中国文化的更新、近代化和现代化。这段时间中国最大的文化活动是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是一个指标性的高潮。陈原这个启蒙运动的殿军，即最后一代人中的出色代表。从办报、出版到文化官员，从写散文、研究语言学到音乐、画画，多才多艺的陈原，除去天赋和个人努力，其基本性格是近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性格。”

　　“我意图传给读者的是爱国，

　　是爱人民，反对投降，反对侵略。”

　　陈原早期生涯的各种活动都渗透着时代的主旋律——救亡。

　　他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但最早一本著作却是地理学方面的。在“不是地理的地理”一文中，他说“从21岁到31岁，在人生所谓最富有生机的年份里，我沉迷于研究地理学——短短十年间，我写了不下十五部有关中国和世界的地理书，其中包括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以及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部供初级中学用的外国地理课本。”他的第一本著作是《中国地理基础教程》，“我意图传给读者的是爱国，是爱人民，反对投降，反对侵略。”驳斥反动派散播的所谓地大物不博，抗战抗不下去的悲观投降论调。

　　“30年代的陈原，给我的印象是什么都懂。”87岁的曾彦修对记者说。他曾是党内非常尖锐的评论家，笔名严秀。这个目光如炬的老头，思路清晰，给我讲述起他眼中的陈原和那个激情年代。

　　“他比我大几个月。但他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还没进高中。因为他是广东新会人，沿海地方读书读得早。

　　曾彦修说，他很早就在报刊上看到过陈原这个名字，知道此人参与汉语拉丁化、世界语运动。“30年代的汉语拉丁化、学世界语，也是一个政治运动，是救亡的一个手段，用来团结一批进步分子。搞世界语运动的胡愈之，1933年就是共产党员嘛。这些情况，恐怕现在很难想象。”

　　在与柳凤运的《对话录》中，陈原说，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界先驱，大都涉猎或参与过广泛意义的文字改革运动。蔡元培、鲁迅、瞿秋白、吴玉章、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赵元任、刘半农、黎锦熙……无不是广泛意义上的文字改革运动的先驱。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汉字难学，不利于扫盲。

　　“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字改革运动就是30年代席卷全国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其最终目的不是别的，不是学术，而是救亡……我那时正读高中和大学，我被卷入这个运动了。”陈原在《对话录》如是说。

　　改革的方法不外乎简化汉字或废弃汉字，即用拼音字母来代替。而汉语拉丁化和世界语运动是密切相联的。1932年，叶籁士在上海主编一个世界语刊物《世界》，发起世界语运动。不到15岁的陈原经常给这个刊物投稿，和叶籁士通信。

　　抗日战争开始后，拉丁化运动让位于生死存亡的斗争。曾彦修1937年冬天去了延安。他发现，有些抗战歌曲的配词是一个叫陈原的人。没多久，这个名字还出现在一些杂志的国际问题专栏里。曾彦修1938年10月进入延安，喜欢翻杂志的曾彦修发现，陈原在很多报刊上写国际评论，而且写得非常流畅。“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估计这个人总是一个中年人了吧。没想到他和我同龄。”曾彦修大发感叹。

　　40年代初陈原曾在《反侵略通讯周刊》以“观察者”笔名写国际评论，坚持了两年左右。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8年)生活书店在上海出版了《读书与出版》杂志，陈原担任执行编辑。1947年《时代日报》开辟国际评论，陈原以“观察者”的笔名为该栏目撰文。

　　即便在半个世纪之后，陈原的世界眼光，依然令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万雄惊讶。他对记者说，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时，他与陈原正在敦煌。陈原气愤地说，中国学生不应仅仅因为大使馆被炸才抗议，我们还应该为世界上其他不公平的事情而抗议。陈万雄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把国家民族和世界和平大势结合起来的眼光，依然在陈原身上有所体现。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

　　陈原的出版工作始自解放前，他曾在广西桂林新知书店、桂林实学书局、上海和香港的生活书店、北京新中国书局从事编辑工作；1949年9月起，任三联书店编辑室主任。世界知识社的老编辑陈赞威对记者说，50年代初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世界知识社。当时陈原是世界知识社副总编辑，负责编辑《世界知识》杂志和《世界知识年鉴》。1954年世界知识社合并到人民出版社。

　　曾彦修1954年才见到陈原。解放初期，每个省只有一个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局都停掉了。曾彦修说，“解放后私营企业真正彻底停的，一个是报馆，一个是书店。私营的工厂、面粉厂并未关门。”所以，人民出版社变成了一个超大的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社后来也并入人民出版社，变成它的一个编辑室。

　　1954年，曾彦修从广州调到人民出版社。他与王子野担任副总编辑，胡绳挂名总编辑。另外，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个5人领导小组，曾彦修是组长，陈原是5人成员之一。沈昌文是这个小组的秘书，6个人在一间十几平米的房间里办公。

　　曾彦修回忆，1954年3月之前，人民出版社主要印刷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翻译苏联的一些东西，自己出版的著作基本上没有开始。他去之后，开展了出版工作。在他提议、在陈原的主持下，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二次战后10年世界各国重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出版情报》。这本目录式的书，大16开，主要介绍英、美、德、法、日以及印度等国在二战之后的学术进展。

　　“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们太领先了。国内对这个书根本没反应，谁也不看，谁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没有人懂得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宣传部不奖励，不处分，也不宣传。”曾彦修认为，虽然这个东西很简单、很粗糙，却是解放后全国第一次的人文社科情报工作。

　　这个计划其实并未完全中止。陈原后来与戴文葆、史枚等人一起具体草拟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翻译规划，打算翻译1亿2千万字，二三千种，以后这个任务转给了商务印书馆。十年动乱，完全打乱了这个工作。70年代，他主持商务印书馆，又提议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丛书涵盖西方古代和近代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当时知识界、学术界一批著名学者被召唤到这套丛书编译工作中来。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对本报记者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目前已经出了400种，成为商务乃至中国出版界的一个重要品牌。每辑50种。最初陈翰伯主持这个工作，陈原来了以后，这套书就成规模，成系列了。他经常讲，一个出版社的品牌一定要有特点。他常说的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在他的主持下，每辑书的选题，都要请全国哲学、经济学、法律、政治各方面学者来北京开会，讨论候选书单。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一个人对于不能说的事情就应当沉默”

　　曾彦修念念不忘的，是反右高潮时陈原对他的“救援”。

　　1957年反右派时，各单位上报右派，曾彦修把自己的名字报上去了。他成为右派后，陈原是他这个专案小组的小组长。“他始终很文雅的对待我，我和他的关系和从前一样，没有改变。大会小会他也没有发言批评过我。”

　　曾彦修说，大跃进之后有个荒唐透顶的事。当时号召，大学生进校后把教授斗倒，编教科书。“当时外交学院(或者国际关系学院，记不清楚了)一年级学生编出了一本《世界知识词典》的草稿，要我去审查。世界知识出版社知道，这个稿子肯定要推翻，不可能采用。但他们谁也不愿意审查。因为如果写个审读意见，右派帽子马上就会戴上去。叫我去审查，因为我是死老虎。当时已经是右派嘛。”

　　曾彦修花四个礼拜审读了草稿，他发现里面错误百出，必须写书面报告推翻它。正在为难之际，1959年下半年的一天，他在南小街的马路上碰到下班回家的陈原。陈当时已在朝阳门的文化部出版局工作，任副局长。

　　曾彦修说，“陈原同志，《世界知识词典》的事情你知道吗？”“我知道。”“错误百出啊，绝无印刷的可能。”

　　由于不便多谈，曾彦修侧着头说：“要我写一个否定的东西，困难不困难啊。”陈原答道：“好，好。交给我。我来对付。我来对付。我来处理。”

　　这是对曾彦修的莫大帮助。所谓对付，就是否定这个稿子。如果责任到曾彦修头上，右派就变成极右，甚至是反革命。因为那是否定新兴事物，否定当时的号召。

　　据曾彦修回忆，陈原似乎并未因此事受到什么影响。但那一代知识分子终究要经历政治运动的汹涌波涛。陈原的语言学研究竟然肇始于此。他在《语言学论著》的卷首写道：“我对语言学本无研究，只不过是个门外的爱好者。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恶棍姚文元借着一部词典狠狠地给我打了一棍子，黑线回潮啦，复辟啦，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晕头转向之余，很不服气。于是一头扎进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的海洋，几年间——直到群魔垮台之日，写下了四卷语言笔记，凡百余万言。”

　　陈原说的“一部词典”，是指《现代汉语词典》。此书由中国科学院(当年还没称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辑，陈原从干校出来未久，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印刷了这部词典。但1974年，工人群众便找上门来了。照革命派的主张，比如注释“犯人”，还要分别说明什么阶级把什么人当成犯人等等。

　　他的第一部语言学著作是《语言与社会生活》(三联书店，1979年)。该书是在他文革期间写的读书札记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1983年出版的《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语言学专著，具有拓荒意义。

　　沈昌文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他与陈原的外语对话，80年代底他正为许多事情心情焦躁之际，陈原同他用德语说了一句维特根施坦的名言，即《逻辑哲学论》里的最后一句话：“一个人对于不能说的事情就应当沉默。”这是一个文化人对于政治的理智回应。

　　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

　　才能治疗他的高烧

　　陈原并不是仅仅潜行在书斋里的学问家，他热爱生活，对音乐、艺术和新鲜的事物充满探求的热情。

　　沈昌文对记者说起一段10年前的往事。有次陈原发高烧，当时他的太太已经去世，他一个人住。沈进门时发现他躺在地上，卧室里吵得一塌糊涂，音响很大。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治疗他的高烧。他听的曲子是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的。

　　毫不奇怪，陈原在40年代就翻译了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书信集，并取名《我的音乐生活》。后来这个译本传到台湾，很多人都好奇这个译者是谁。在书序中他说，“我是1945年冬由重庆南行时在一个小城市的地摊上买到的。我在等待黎明的时候断断续续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在上海印了一版。”30年中，他几次没有让出版社重印，因为担心戴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让《我的音乐生活》重见天日。90年代，在退休之后，他又翻译了罗曼.罗兰的两部音乐书《柏辽兹》和《贝多芬：伟大创造性年代》。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赵斌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有一次陈原到香港，他们去一家日资超级市场City’Super买芝士(奶酪)。那里提供的芝士有百种以上。陈原喜欢芝士，但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选择。他颇为用心地看了各种芝士的名称，对于芝士知识的更新似乎已经超过了买芝士的兴趣。后来去了兰桂坊——各种异国风味餐馆的集中地，一到那里，陈老就和同去的助手柳凤运，仰头研究起琳琅满目的招牌上隐藏的文字机关，竟忘记了本来是来找吃的的。陈原认为，许多新的语言现象只见于电视而不见于文字，因此他是放一本笔记本在手边看电视。

　　陈原近几年最为关心的是电脑的使用对文化、出版、学习和研究的影响。陈万雄记得，他最感兴趣的是世界最新的出版科技的转变，包括出版的数码、电脑化和多媒体应用。陈原在《对话录》中说，80年代他和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就开始用电子打字机通信，他用的时Casio，周用的是Sharp。他们恐怕是第一批使用现代化机器进行汉字通信的人。

　　陈万雄记得，陈原曾跟他说，如果要他重新选择一次人生，他还是这样的选择。“对民族命运，对中国文化，他那带有革命性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性格，从未改变。”陈万雄说。

　　属于启蒙一代的陈原，因病医治无效，于10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