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鄂温克“酋长”

　　-本报记者 晏礼中 内蒙古报道并摄影

　　玛丽亚.索不知道什么叫“生日”。

　　在内蒙古根河市郊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就出生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但没有人知道那是哪一年，更没人知道那是哪一天。

　　森林里的鄂温克人从来没有日历。玛丽亚.索从来没过过生日。

　　人们推算她八十多了，这是以山下她的同辈人做参照的。

　　每隔个把个月山下就会上来一些人。有来卖驯鹿的外乡人，有来送生活用品的乡里干部，有来搞采访的记者，有来进行科学研究的社会学者，还有来做毕业论文的学生。他们从不刻意地告诉玛丽亚.索今夕是何年，她也从来不问。什么都不问。外面的世界从来就没引发过她的好奇心。她听不懂他们讲的话。她是鄂温克最后一个不懂汉话的人。

　　玛丽亚.索并不是年纪最大的。有个叫玛丽亚.布的老姐姐比她大得多，有一百多岁了。玛丽亚.索有时候会替她难过，因为好多年前玛丽亚.布就被子女送进了山下的敬老院。玛丽亚.索不想知道敬老院是什么样，因为她不会去。去年夏天，山下曾来了好些人，说是根河市的干部，他们说，借助生态移民政策，国家花了1200万元在市郊给鄂温克人兴建了新敖乡。然后，拿出一张纸说，同意下山就按手印，还发搬迁费。在她的记忆里，山下人张罗帮他们定居已经是第四次了。

　　被收了枪的玛丽亚.索此刻就坐在我对面她那张用树桩支起来的木板床上，戴着蓝色的头巾和老花镜。中间是座铁皮火炉，干枯的棒柴总在里面熊熊地燃烧着，炉上的大锅里煮着一成不变的白菜炖猪肉。尽管帐篷外的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度，可帐篷的门还是总开着，午后的阳光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间飘浮。我们一起坐在她那凌乱而简陋的帐篷里已经四天了。她每天都那样坐着，一边嗑瓜子，一边跟我聊天，柳霞坐在她旁边，做我的翻译。每天，玛丽亚索的脸上都会划过一丝孩子般的笑容。那是“强纳咕”来的时候。“强纳咕”会突然飞进来从地上衔一颗瓜子走，那是一种长着蓝色羽毛的小鸟。

　　全乡231名鄂温克人都按了手印。玛丽亚.索没有按。玛丽亚.索还住在离新敖乡300多公里的原始森林里和几个追随她的猎民在一起。作为亚洲惟一一个饲养驯鹿的民族，他们丢不下这些半野生的动物。当然，这也是他们的财富。在猎民点上，玛丽亚.索是最有钱有势的。她有三百多头驯鹿，按照一头五千元的市价，她有一百五十万的家产。而其他人最多只有几十头。驯鹿是半野生的，平时放养，每隔三五天找回来喂喂盐，才能听话。驯鹿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找苔藓吃，只有玛丽亚.索最清楚。玛丽亚.索能指挥猎民点上的猎民把它们准确地撵回来。猎民都需要她，也都听她的。德高望重的她成了猎民点上的“点长”，后来，外面的人说他们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于是，他们改叫她“酋长”。

　　下山的人越来越多，山上的人越来越少。好多人都说，如果玛丽亚.索没有了，这个猎民点也就散了。跟随玛丽亚.索养驯鹿的现在只剩三人：维佳、柳霞和毛榭。

　　在玛丽亚.索的回忆中，不曾有过哪年哪月这样的时间单位。历史对她来说，就是和说不同语言的人打交道的各种场景，这些操着各种语言的人常常迅速而连贯地闪过她的脑海。尽管如此，她也并未感到具体场景和她重温过去场景之间的差距，因为她的记忆并不把每一场景都考虑在内，而是跳过那些不值得记忆的却被山下人津津乐道的历史事件，只照亮打猎、驯鹿和莽莽的大兴安岭。

　　小时候，玛丽亚.索像生活用品一样被妈妈放在桦树皮做成的框子里，让驯鹿驮着来回搬家。大一点，她开始跟在驯鹿和猎狗后面在森林里奔跑，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和森林里各种草木的清香。她有两个哥哥、七个弟弟，她喜欢和他们一起去玩滑雪板，一起在森林里捉迷藏。

　　再后来，哥哥弟弟们去上学了，在奇乾，好多鄂温克小孩和日本小孩一起学日语。大人们则一拨一拨地去接受日本人的军事训练，在布洛固鸠山上的“关东军栖林训练营”(1940年)里。玛丽亚.索从没上过学。妈妈喜欢自己这惟一的姑娘，在她眼里，儿子们只知道回来吃现成的，而玛丽亚.索能帮她打列巴(鄂温克人的馕)、劈柴、挑水、做饭、缝补衣物。玛丽亚.索很能干，妈妈得把她留在身边。

　　那时候，大哥昆德伊万常领一些日本军人来他们家的撮罗子(鄂温克人的帐篷)。士兵站在门口不进去，一个名叫原野的军官则和帐篷里和家中的男人们一起喝驯鹿奶、吃列巴、聊天。原野从来不喝酒，但喜欢吃玛丽亚.索打的列巴。

　　大哥昆德伊万是玛丽亚.索的偶像，他不仅是族里优秀的猎手，还会说日本话、苏联话和汉人的话。玛丽亚.索不清楚大哥是什么时候当上鄂温克人领袖的，但她记得有一次，大哥召集了好多鄂温克猎民开会，并在会上大声说：“一个人为一个部落可以做出牺牲，一个部落可以为一个民族做出牺牲，一个民族可以为一个国家做出牺牲。今天，战！剩下一个也不要放下武器，把日本人从大兴安岭赶出去……”

　　原野不再来吃她打的列巴，也不再是大哥的朋友，大哥开始带着鄂温克人打日本人，用苏联红军给的枪。大哥作战很英勇，曾带着15名鄂温克猎民，在艾牙苏克河搜索到21名日本兵，经过激战，打死了13名日本兵和一匹军马，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8匹军马。其余8名日本人被追赶到金河附近，全部被击毙(1945年)。

　　日本人被赶走后没多久，玛丽亚.索结婚了。丈夫叫拉吉米，比她大得多，拉吉米家的驯鹿也比她家多得多。结婚那天，大哥带了两个苏联军官来喝喜酒。苏联军官送了两张画算是结婚礼物，一张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另一张是一个抱小孩的女人，他们说，男的叫耶稣，女的跟她的名字一样，也叫玛丽亚。苏联军官还告诉她这两个人也是神，东正教的神，要和鄂温克人的玛鲁神放在一起。苏联军官还说：“我们要走了，这里要成立新政府，来的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共产党，他们会对你们好的。”

　　1957年，在奇乾成立了鄂温克民族乡，说这是鄂温克猎民第一个自己的政权。工作队开始让鄂温克人下山定居，最初只有两户，但慢慢地，人越来越多了，小孩子们开始学习汉语，跟汉族人通婚。

　　玛丽亚.索没听说过国民党，不知道蒋介石，但她知道毛泽东。有一次，乡里的孟书记给她带来了三件东西：一本红皮书，一枚人像章，还有一把小口径步枪。孟书记说，书是毛主席写的，像章上的人就是毛主席，加上枪，都是毛主席送她的礼物。她兴高采烈地把那本看不懂的书收好，戴上毛主席像章，背起崭新的小口径出了门，迎着逗弄她的雪花，踩着软绵绵的积雪，她睫毛湿湿的眼睛开始在林间寻找着猎物。走了一天，她打回来五只灰鼠和一头马鹿。她喜欢毛主席。

　　大哥见过毛主席，还有周总理，大哥和他们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吃过饭。玛丽亚.索记得大哥给她看的那张照片。作为鄂温克的民族领袖，大哥当了官，先是内蒙古第四区人民政府的区长，后来是额尔古纳左旗的旗长。大哥虽然很忙，但一有空还是会进山来看她，给她带山下的东西，她也会拿一些猎物让大哥带走。大哥喜欢自己这惟一的妹妹。可后来，大哥不来了，山下上来的人说他死了，被一些叫做“红卫兵”的小孩打死的。山下的人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还说了好些人的名字，说他们都死了。玛丽亚.索很难过，她觉得那些名字都是好人。

　　她爱吃肉。但不是山下的猪肉，而是松鼠肉、雪兔肉、狍子肉、飞龙鸟的肉。丈夫去世前从来没让她断过肉，撮罗子周围的树枝上挂满了各种猎物的肉，吃也吃不完。丈夫是五年前病死的。那年，玛丽亚.索把耶稣像拿了下来，跟丈夫一起埋进了林子里。事实上，她自己也是个好猎手。直到六十多岁的时候，她还经常带着维佳去打猎，那时候维佳只有驯鹿那么高，是大哥警卫员的儿子，按照辈分，维佳叫她“姥姥”。那时候她的耳朵不太好使了，但依然还有猎人的眼睛。一老一小打猎时常是这样：她问维佳，“飞龙鸟在哪边叫呢？”“那边”，砰的一声枪响后，她拍拍维佳的脑袋：“找去”，一会儿，维佳把飞龙鸟举得高高地喊：“姥姥，一个”。

　　玛丽亚.索不像原来那么喜欢维佳了。除了开饭的时候，已经37岁的维佳现在很少待在她的帐篷里。

　　维佳摇摇晃晃满身酒气地走进她的帐篷，在短短的一瞬间，玛丽亚.索会失去老迈的姿态，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怒斥着抡起自己干瘪的拳头狠命地砸在他背上。

　　玛丽亚.索不清楚鄂温克人是在什么时候养成酗酒的习惯的。在她的记忆里，过去的鄂温克人只在过节或有客人的时候才喝酒，不像现在，好多人从来没有清醒的时候。

　　玛丽亚.索从来不喝酒。她五个子女中的两个都是醉酒后意外身亡的。

　　她恨透了这种夺去了她亲人和无数族人生命的东西。

　　维佳从来不抱怨玛丽亚.索对自己的打骂。挨打的时候，他总想起大姐柳芭，鄂温克的第一个大学生，从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毕业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大姐不喜欢城市，她想亲人、想山里的驯鹿和狩猎的生活。她开始酗酒。1992年，她回到山里。然而，山上没有音乐、电视和美术展……2003年8月11日的下午，有人发现大姐淹死在不到膝盖深的哈乌河里，岸边还有一堆没洗完的衣服和一个装白酒的空矿泉水瓶。

　　维佳觉得大姐的人生像痛苦的钟摆，在城市和山林间来回摆动，而自己的人生像大姐。1995年大姐把他送去中央民族学院学国画，但他也不喜欢城市，他也酗酒，跟藏族人打架，被开除，他也回到猎民点，天天在生理和心理上麻醉自己，用那些劣质而廉价的白酒。

　　与大姐不同的是，维佳现在还活着。37岁的他依然是条光棍。他不下山。大多数时候，他都睡在自己用松树杆搭的简易床铺上打着盹，时而打个酒精中毒式的嗝，然后在潮湿的疼痛中醒来。他的床下有一个小包，那里面曾塞满了他创作的画和写的诗。

　　“一段古老的传说正在消沉，他们在美好时分受尽命运的欺凌。苦痛更新，哀叹又升……鹿铃要在林中迷失，篝火舞仍然在飞转，桦皮船漂向了博物馆，那里有敖鲁古雅河沉寂的涛声……”这是其中的一首诗。

　　一次酒后，他把它们都烧了。他不再画画，不再写诗。他继续喝酒。

　　和玛丽亚.索一起，维佳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还有自己的二姐柳霞。43岁的柳霞也喝酒，但喝到酒的机会不多，她跟玛丽亚.索住一个帐篷，玛丽亚.索总盯着她做饭。有时候，她会偷偷跑到维佳的帐篷里跟弟弟一起喝几杯。喝多了的时候，她会坐在弟弟的床上，摇摇用手托着的脑袋开始反复叨念自己十二岁的儿子雨果。丈夫在雨果不到一岁的时候就死了。前年，政府把雨果送去了无锡的一间寄宿学校。夏天时，柳霞专门下山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她问儿子：你想猎民点吗？儿子说，不想。她问：你想妈妈吗？儿子说，不想。她问：雨果，你究竟是谁的儿子？儿子说，我是祖国的儿子。

　　对玛丽亚.索来说，喝酒最大的可恶，是把她的枪喝没了。

　　阿龙山镇的林业公安没收了所有猎民的枪，包括那枝毛主席送她的。起因是一个叫达瓦的鄂温克猎民喝酒后又去森林管护站要酒喝，管护站的人不给，达瓦就拿枪威胁。于是，公安开始没收猎民的枪。

　　收枪的时候，玛丽亚.索急坏了。她第一次着这么大的急。毛主席送的枪怎么能收呢？猎民没有枪还叫什么猎民呢？狩猎是鄂温克人的民族习惯啊！可警察告诉她，民族习惯也要遵守法律，如果枪支管理条例后面有括号说鄂温克猎民除外，他们就还给她，可是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那是一个月前的事。

　　被收了枪的玛丽亚.索此刻就坐在我对面她那张用树桩支起来的木板床上，戴着蓝色的头巾和老花镜。中间是座铁皮火炉，干枯的棒柴总在里面熊熊地燃烧着，炉上的大锅里煮着一成不变的白菜炖猪肉。尽管帐篷外的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度，可帐篷的门还是总开着，午后的阳光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间飘浮。我们一起坐在她那凌乱而简陋的帐篷里已经四天了。她每天都那样坐着，一边嗑瓜子，一边跟我聊天，柳霞坐在她旁边，做我的翻译。每天，玛丽亚.索的脸上都会划过一丝孩子般的笑容。那是“强纳咕”来的时候。“强纳咕”会突然飞进来从地上衔一颗瓜子走，那是一种长着蓝色羽毛的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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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现有人口二万多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鄂温克自治旗、陈巴尔虎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根河市、鄂伦春自治旗、阿荣旗、布特哈旗；其次分布在黑龙江省的讷河、甘南县等地，新疆也有少数分布。鄂温克族最大的聚居区是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自治旗总面积为19110平方公里，旗政府所在地是巴彦托海镇(南屯镇)。

　　鄂温克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满洲通古斯语族的北语支，与鄂伦春语是同一语支，鄂温克族学用其他民族的文字，自己没有文字。鄂温克语有辉河、伊敏河、莫尔根、敖鲁古雅，讷河等方言。牧区的鄂温克族通用蒙语。鄂温克族的生产活动，随着分布地区的不同，有畜牧业、驯鹿饲养业、农业等，其中从事狩猎和驯鹿的超过一半。

　　鄂温克族传统的社会结构由“哈拉”、“莫昆”和“尼莫尔”家庭等不同层次组成。“哈拉”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即父系氏族。“莫昆”是由同一哈拉祖先的后代组成的血缘组织，是哈拉的支系。莫昆包括若干小家庭，多则有十几户，少则不足10户。同一莫昆的人们以村落为单位居住。“尼莫尔”是牧区鄂温克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游牧生产单位，它是氏族社会残留下来的生产组织形式。

　　由夫妻、子女和孙子、孙女等组成的家庭，是鄂温克族最基本的社会组织。鄂温克族家庭，由两代人或三四代人组成，由父系长辈掌握家庭支配权，家庭的男女老少在生产劳动中有明确的分工。家庭内部成员尊敬长辈，照顾老人，关心后代。

　　解放前夕，使鹿鄂温克猎民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族公社阶段。解放后，在政府组织下，使鹿鄂温克猎民两次定居：1957年从散居山林定居到额尔古纳河畔的奇乾乡，1965年又从奇乾乡定居到现在的敖鲁古雅乡。这两次都没有改变他们狩猎和放养驯鹿的生产方式，由于他们是我国目前惟一使用驯鹿的民族，被称为“敖鲁古雅台上使鹿鄂温克”。

　　鄂温克的狩猎、驯鹿文化没有和其他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机会，这种生态文化要足够强大才能生存，否则极其脆弱。近年，当地政府多次进行生态移民，劝猎民下山，而对原有文化“可以通过建立民族博物馆、民俗村、狩猎场等各种方式来有效保留”，因为只有生命得到保证，文化才能得到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