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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死亡赔偿这样的问题都不能实现平等，很难想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子非我
这两天从媒体报道中读到了两句关于农民和穷人的话，一句是一位超载司机说的，另
一句是新交法“以身试法”第一人刘寰所说。这些话不过是实话实说，但读后感觉颇不是滋味。
12月23日《金陵晚报》报道：一辆核载42人的大客坐了84人，超载100％。民警问司机尚某明知超载很危险，为何还要冒险时，他满不在乎地称：“现在跑客车的生意很难做，我们能带就多带些，坐我们这些车的都是穷人，他们本身就没什么钱，命也不像富人那样贵重，他们都不怕死，我们怕什么了？”
而刘寰在今年5月份驾驶奥拓轿车将行人撞倒并致其死亡，最终法庭判决刘寰赔偿死者家属15万余元。刘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很不幸，我成为了新交法实施后的这样一个榜样。但我觉得惟一幸运的是，死者是农村户口，如果是城市户口，按照新交法的赔偿规定，我要支付更多的赔偿，那将是天文数字。”（《北京青年报》2004年12月22日）
所谓“话粗理不粗”。车辆超载容易发生事故，作为司机不会不清楚，而一旦发生事故司机本人也会有生命危险。他为何置自己和乘客的生命安全于不顾？这固然有侥幸心理在作怪，但“命不值钱”也是根本原因。不过并不是穷人不怕死，而是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一辆车超载，其他的车未必不超载。谁都希望车上人少一点，乘车环境舒服一点，但是因为他们是“穷人”，所以也就缺少了选择的余地。而刘寰的“幸运”与“不幸”的论述，更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我从人民网读到了梁发芾先生的文章《幸运的是撞死的人是农村户口？》，他说：“这种‘幸运’感，实在让人觉得荒谬而残酷。当然这种‘幸运’感不是没有根据。……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制定出的各地不同命价最高赔偿额标准依次是：深圳150万元、珠海102．17万、上海94．8万元、北京93．45万元、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另计）平均为81．52万元、汕头69．78万元。如果刘寰撞死的不是农村户口的人，而是一个城市人，那赔偿金额按照诉讼所在地的标准，可能就是93．45万元。”
这些实话也揭示了另外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些高风险职业事故频发，但总有源源不断的后继者。国家为了遏制矿难等事故的发生可谓不遗余力，各种各样的办法都用了，可是事故却不断发生，一方面在于这些行业的暴利，另一方面在于赔偿伤残人员的赔偿金不过是小菜一碟。正是因为贫困，很多人才不得不从事挖煤等高风险职业，而恰恰是因为穷人的命不值钱，所以那些老板们才不害怕出事故。
穷人是弱势群体，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弱势？有经济的因素，也有其他原因。其中法律上的这些明显不合理的规定，无疑在推波助澜。如果连死亡赔偿这样的问题都不能实现平等，很难想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实话听起来不那么顺耳，但揭示的问题不能不使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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