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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
在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于“万象更新”中高歌猛进之时，冷静分析潜在问题，选择防微杜渐的审慎态度绝对是双方理性的选择，唯有如此，合作各国方能知己知彼，有备无患地共享“双赢”的合意均衡。
首先，经济结构的异同是决定区域经济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在这方面却存在着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具体来说，这一问题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来源于中国与东盟整体之间，另一个来源于东盟内部。
在第一个层次，中国和东盟的经济结构问题又是由相似性和相异性共同引致的。相似性体现在中国与东盟各国出口产品的要素构成上，总体上看，东盟和中国占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出口产品大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这不仅使得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由于产品可替代性强而面临增长瓶颈，更让双方在对欧美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商业交易中处于竞争者的尴尬处境，降低了合作的契合度，损伤了合作的稳定性。相异性则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势头以及政治、文化、制度、法律等基本层面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比之东盟各国更趋强劲有力，这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双方合作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力上的根本差别，这部分影响了区域经济合作协调机制作用的发挥。
在第二个层次，经济结构异同问题又体现在东盟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上。一方面，东盟10个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另一方面，东盟各国贸易政策不尽相同，既有新加坡这样以贸易立国的城市型经济，又有缅甸、柬埔寨这样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经济，也有马来西亚这样自视甚高的进口替代型经济。经济实力和贸易政策的天壤之别不仅影响了东盟内部和谐，也给中国同各个国家的贸易合作带来的口径不一、方法各异的难题。因此，双方唯有在经济基本结构上求同存异，在产品结构上增强互补，方能于缓解“不同尺码脚穿统一尺码鞋”烦恼的同时，避免出口贸易中“狭路相逢”的尴尬。
其次，中国东盟经济合作背后的政治动力需要格外关注。客观分析，中国和东盟均不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美国、欧盟和日本才是双方最大的共同市场。因此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一定程度上含有政治合作的意味。这种意味在给双方带来利好的同时，也带来了隐忧。由于政治性外部收益的存在，双方持续增加双边贸易的激励减小，因此相对于主要贸易伙伴而言，双方彼此之间的市场空间有限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而根据阿兰·M·鲁格曼的理论，区域经济合作之中的小市场问题必然引致成员国跨区域销售，这会削弱集团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为经济合作的长远发展留下后患。因此，对政治动力密切关注，才能使政治因素还原到不至于影响经济合作有效性的合理边界，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才能真正获得经济“丰收”。
最后，权力制衡问题值得注意。这一问题可以细分为两个层次，即东盟内部的权力制衡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权力制衡。在东盟内部，群龙无首的局面是长期存在的。东盟实行的是共同一致的决策原则，这无形中赋予了每一个成员以否决权，这种权力分散直接造成了共识的难产，这也是东盟30年来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此外，在中国与东盟之间，“中国威胁”阴影的存在使得东盟对领导权归属分外敏感，这无形中增加了合作中的潜在摩擦。因此，权力制衡需要格外注意，东盟增强内部凝聚力，尽快形成整体代表是大势所趋，而中国更要充分考虑东盟感受，既不能喧宾夺主，也不能随波逐流、缺乏主见，而是应该在尊重东盟地位的同时，适当对经济合作走向施加潜在的有利影响，使其能够加速行驶在“双赢”轨道上。
《国际金融报》 (2004年12月24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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