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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租车司机高海军，为急送临产孕妇去医院而连闯红灯。面对连闯红灯面临的交通处罚，高海军自认该减免，宣武区交通支队法制科工作人员称不能，但可提出复议申请并在证据确凿且理由充分情况下被考虑减免，有关专家则认为应酌情从轻。
表面上，法与情以冲突的方式呈现于我们面前。连闯红灯肯定严重违反了交通法规，但原因是为了救人于安危之间。故对高海军：执法机关罚款、罚分，于法有据；要求从轻、
甚至减免的声音，于情合理。解开这结，似乎两难，要么法不容情、要么以情动法。
但实质上，法与情并非水火对立。在我国现行《行政处罚法》中，第四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比照而观高海军的违法行为，有扰乱公共交通秩序的隐形社会危害，但却没有一点显形社会危害后果。在母子两条人命的安危与交通秩序的守违之间，孰重孰轻、谁大谁小难道还有疑问？减免处罚，合法。
换个角度看，如果对高海军法不容情，那么再碰上人命关天的情形，的哥们的理智选择就是严守交通法规，哪怕因此会眼睁睁看着活生生的人在自己的车上死去。请问，这是法治本意吗？
这也提醒我们更应关注本源性质的立法善意，检视法律文本对情的包容程度是否合乎以人为本，若社会普遍认同的、应有的法内之情却在法律文本中不存、成为法外之情，逼出以情动法现象，则意味着法律文本本身该改变了，一如去年废除那部关于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的条例一样。法内有情，是法治社会追求的目标。
四川大学政治学院祝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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