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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国际上金融创新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有如下主要因素在推动：一是健康的竞争性市场；二是放松管制；三是人才与知识。相比之下，至少在目前阶段，中国尚不完全具备上述金融创新的关键性条件。
第一，市场竞争环境尚不健康，缺少真正的市场约束。令人忧虑的是，政府不断出资挽救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优胜劣汰的游戏法则不被遵守，道德
风险有增无减。这种扭曲的市场环境不大可能形成金融创新的持久的动力与压力。
第二，监管制度尚未定型。一方面审慎性监管不到位，需大力加强，比如金融机构的客户与自营账户没有严格分离，信息披露要求没有认真贯彻，最低资本金要求没有得到执行，等等；另一方面，监管条例与其实施又往往过于僵硬死板，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监管依然凌驾于现代金融市场真正所需要的审慎监管之上，从而严重地压抑了创新，妨碍了金融市场发展。比如，中国至今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债券市场。发行公司债必须经国家发改委行政审批，发债难，难于上青天。
第三，市场参与者专业素质急待提高，金融机构赌性过强，而合规观念又严重不足，内控制度不健全，风险管理普遍薄弱。在此情形下，如果政府盲目鼓励金融创新，一放必乱，必出问题，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效率的，为社会带来价值的金融创新。大量有严重财务问题的证券公司及中航油（新加坡）事件都应引起金融监管与政策制定者的深思。
创新意味着冒风险。金融创新本质上是不可控的试验，假如金融创新失败，其成本不只是资金与时间，而有可能打击投资者与一般公众信心，甚至产生难以估算的社会与政治成本。 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新生市场”国家，不要轻易提倡所谓金融创新。当一些关键条件尚不具备，社会与市场大生态环境依然不利于正常的创新活动的时候，倡导金融机构与市场进行所谓创新，极可能得不偿失，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
为了健康快速地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不能寄太多希望于所谓创新，而应当重视模仿。为了顺利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聪明有效的模仿至关紧要，我们完全不必为之难为情。最可悲的莫过于不切实际的标新立异，模仿都不会。
坦率而言，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中，凡是效果比较好的地方大多是从国际上成功引进的。近几年中国基金业有了较大发展，但共同基金并非中国创新，在美国与英国已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国的QFII制度获得了极大成功，但QFII也不是中国发明，在韩国与台湾等地早已成功运作了多年。我们现在正积极探索的QDII、ETF或指数期货、指数期权等产品严格说来也非中国的创新，它们在发达市场中早已成熟了。在中国复制国外业已成熟的金融产品没有什么不好。毕竟，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新生市场，历史短，经验不足。如果中国发展资本市场，完全靠自己从头摸索，将不知会遭遇多少挫折，不知会走多少弯路。美国的资本市场已有数百年历史，虽非完美无缺，但被公认为全球最发达最有效率的市场。中国可以学习仿效美国的市场结构、监管框架、管理经验与最佳惯例。中国也可以从美国漫长金融发展演变过程中所犯的许多错误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只有通过聪明的模仿，中国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缩小与发达金融体系的差距。
在金融市场发展中，如果非要一味追求什么创新，闭门造车，很可能搞出个“四不像”来。比如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就是中国的独家发明，违背了资本市场必须具备流动性的最起码的原则。结果呢？它成了一个怪胎，欲治不能，欲弃不得，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向前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可见，在金融创新这个问题上，光有盲目热情不够，更需要理性与智慧。
慎言金融创新，而提倡金融模仿，是基于对中国目前金融发展阶段与市场现状的客观认识与理性分析。 开放市场，模仿最佳国际惯例，是明智理性的选择。不必以此为耻，更非是丧失了民族自信力。在制造业，IT软件，生物制药与遗传工程等众多行业，中国有着巨大的创新潜力，完全可以通过人才的吸引与研发的投入等努力，来获取专利、版权、商标等知识产权，实现跳跃式发展，最终超越先进国家。但在金融市场发展上，如果独树一帜，搞什么创新，可能会不断碰壁，让世人贻笑。时间将证明，在开放中学习与模仿，与国际接轨，是健康快速发展中国金融市场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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