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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建锋 通讯员 温淑萍
“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低保无份……”安徽省太和县城关镇关北行政村陈大坑自然村的300多位村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落到这个地步。
2004年10月28日，太和县动用警力“依法征地”的强制措施更是将村民和地方政府之
间的矛盾上升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一名70岁的老汉面对记者忍不住痛哭流涕：“我家仅有的7分地被占去了，难道让我去要饭不成？”
中秋夜成为“伤心夜”
陈大坑自然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今年中秋节晚上9点左右，几辆装满砖块和石料的四轮车突然出现在该村的田地里，他上前询问卸车的年轻人，对方告诉他：“这块地省政府已经批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
对方还告诉他，被征用的土地共有97亩，除了该村的60亩地，还包括另外两个自然村的37亩。随后赶来的村民听到这话都目瞪口呆：“这60亩地可是村里300多口人仅剩的活命地啊，怎么事先也不打个招呼，再说地里的青苗已经长到七八寸高了！”
村民们试图阻拦这些人继续卸砖石，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黑暗中，有人威胁村民：“谁敢阻拦就砸死谁，出了事由县政府承担！”
中秋夜成了村民们的不眠夜。次日开始，村民在地里搭起帐篷轮流值班，试图守住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
与此同时，村民们多处找领导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但均没有结果。期间，他们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示的一份用地审批文件上看到只有省政府一个模糊不清的印章，连日期都看不清楚，附在其后的一张补偿单上也显示，每亩地他们只能拿到2．6万元。
事后，村民们从一位政府官员处得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目前有牌无人，暂由太和县卫生局代管用地，而且，国家只批给了9亩作为建设用地。
“9亩和97亩对咱们以地为生的农民来说，是多么大的差别。况且咱们这里稍好一点的位置，一亩最高能卖到23万元，稍差一点的也能卖17万元，现在被占去的位置并不算差。”一位村民挥着手激动地说。
双方一直僵持到10月19日。村民接到了一封《致陈大坑村群众的一封信》，要求他们配合做好征地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的建设工作。这封信没有注明单位、人名，落款只写了“工作组”。
村民们猜测：“这大概是用地方私下里搞的鬼。”
10月19日，村民们还接到了太和县国土资源局下发的《用地决定书》，要求村民们在21日之前交出土地，拒不交出的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0月23日，村里推选了9名代表赴北京上访，半路被得到消息的太和县政府官员拦住，劝他们回当地解决。
强制征地激化矛盾
该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10月28日上午，在有关部门的“保驾护航”下，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派人在面积为97亩的地块上建筑围墙。而300多老幼村民眼看自己的土地即将消失，纷纷上前阻拦工人，并试图把这些人都赶出自己的庄稼地。
但是依靠村民的力量并不能制止这一切。其中有一位68岁的刘大爷，见到记者时，他挽起衣袖，胳膊上的青块依然明显。他说这是那天争夺土地留下的伤痕，至今这只胳膊都不能用力。谈话中刘大爷浑浊的老泪几次流下。
另一位60多岁的妇女，看到自己的土地被占气得昏死过去，家人赶忙将其送往医院，但是一家医院却不敢接收，直到找到另一家才住进去。
前来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当场拘捕了8名青年村民。7天后这几位村民从看守所回到村里时，一人高的围墙已经垒了起来，他们只能扒着墙缝看看原本属于自己的麦苗。
“地没丈量、补偿款没到、协议没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土地一下子就没了，以后可怎么生活？”接受记者采访的每位村民们都重复着这句话。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隔一个月，那堵围墙仍然横在土地中间，疾病预防中心的大楼根基却没有打。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现在不打地基是对方知道我们在上告，如果上面追查下来了他们会把墙推倒，如果没人追查他们过一段时间就会起楼。”
一位村民对记者说：对于县政府目前的做法，村民肯定是不答应的。他们打算通过各种途径反映自己的遭遇和要求，希望能够讨得公道。
地方政府“理直气壮”
近日，记者来到太和县城关镇政府采访时，镇党委和政府的领导都不在。一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征地的那个事情我倒是知道一点，但是不敢瞎说，万一说错了领导会追究的。”
记者又来到太和县国土资源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上任的局长下乡了。之后他又透露，这一年中国土局换过四任局长，不知道这任局长又能在任多久，而这里的确如老百姓所说，“土地案件太多了”。
几经周折，记者找到了曾亲自接待村民上访的太和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徐辉。
徐辉告诉记者，之所以一次性征用97亩土地，是因为按照规划，该地块打算建造职业高中，后因疾病控制中心选择更改，所以决定将有关地块征用下来后，将其中的9亩用于建设疾控中心。
他说：“根据县统计局和国土资源局的计算，该地块每亩补偿费标准是2．32万元，每亩2．6万元已经是提高标准了。”
“阜阳市征地的补偿标准也不过是2．3万元／亩。”他强调道。
对于村民所说的征地补偿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情况，他的回答是：土地一级市场是由政府垄断的！
对于村民提出土地被全部征用之后的生计问题，他说：县委县政府正在酝酿出台有关文件，给失地农民进行职业培训，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并在考虑在今后征用的其他地块划出一部分给农民作为宅基地使用。
“当然，现在有关文件还没有正式出台。”
另外，有村民提出，参照国土资源部不久前出台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统一年产值倍数，应按照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原则，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确定；按法定的统一年产值倍数计算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不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不足以支付因征地而导致无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应当提高倍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计按30倍计算，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给予补贴。”
对此，徐辉表示，土地征用在前，政策出台在后，要参照2004年的新政策进一步增加给村民的补偿“是不可能的”。
“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不知道解释了多少次，但是农民就是不接受，所以我们决定依法办事，进行强制征地。”他强调道。
专家忧心忡忡
就有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土地问题专家王小映博士。
王小映说，根据《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政府有权征收村民的土地，但是在补偿问题上必须充分考虑村民的实际情况，譬如陈大坑自然村被征收的是最后的可耕地，村民从此将完全失去土地。所以当地政府在征收过程中应该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必须和村民协商征地补偿的标准。虽然所征土地是用于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但是不能因此而压低价格，而要参照当地的市场价格制定一个合理的补偿标准。
“没错，土地一级市场由政府垄断。但是，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地方政府在征收土地的时候不能无视市场价格搞‘强买强卖’。”
“村民也可以根据有关法律和政策，要求召开听证会，和当地政府就补偿标准问题进行谈判。”
其次，政府要统筹考虑并且尽快兑现失地村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不能开“空头支票”。
另外，由于所征地块处于城关镇，所以为了确保村民的长久生计，政府必须考虑留地安置，即在所征土地中划出一部分给村民用于工商业开发。
“留地安置是最重要的！否则这些村民失去土地之后必然会产生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妥善安置这些村民的生活出路，才能维护当地的社会稳定。我考察了全国各地征地安置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城镇，留地安置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
“现在我们讲统筹发展，但是从这个案例看，当地政府恰恰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王小映对记者说。
此外，国土资源部耕地司一位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无忧虑地表示，2004年，国家本着保护农民利益的目的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拆迁征地制度的政策，但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以“批复在往年，执行在今年”为由拒绝提高补偿标准，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对立。
“如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和完善的地方。”这位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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