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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经济不断升温，物价也开始持续走高，部分行业和地区出现“过热”迹象，央行在2003年下半年采取了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等“收缩”措施，但经济热度并未减退。2004年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与信贷投放均显著提速，经济“过热”迹象加重，存在高烧过度的危险。为此，自3月下旬开始，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央行、发改委、国土资源部、银监会等政府部门动用各种措施，从信贷、土地及项目审批等多方面对经济进行调控。金融调控是此次调控的重要内容。
根据调控重点，今年以来的金融调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年初到4月初。在这一阶段，央行先后采取了上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等措施。由于实际调控力度不大，以上调控措施对金融运行影响有限。但央行借此明确表达了货币政策要“适度从紧”，商业银行要“严格自律”的信号。
第二个阶段为4月到10月，各方逐渐对经济存在局部“过热”达成一致认识，宏观调控一改央行单兵作战的情况，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各政府部门分头出动，从信贷、土地及项目审批等多方面对经济进行“降温”。在这一阶段的金融调控中，按照“管好土地和信贷”的要求，央行采取了窗口指导等一系列信贷政策。与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不同，信贷政策除了解决总量问题外，还用于解决结构问题。信贷政策的实施依托于金融监管，带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
在央行监管职能完全分离，成立银监会之后，信贷政策的执行需要央行与银监会的密切配合。这一阶段，央行以发布通知及按月召开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的方式，进行窗口指导，强调“区别对待、有控有保”。一方面，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限制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贷款；另一方面，强调对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环保指标和技术指标好的企业，要按照信贷原则积极提供信贷支持，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中小企业、扩大消费、增加就业等方面的贷款支持。
为配合信贷政策的实施，银监会严查过热行业、地区的贷款，并全面清理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在建、拟建项目已发放或已承诺发放的固定资产贷款。5月中旬，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尽管这些措施遭到一些专家学者的诟病，但从实施效果来看，却是立竿见影。固定资产投资与货币信贷增速在5月份均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信贷政策等主要针对的是货币与信贷等资金的数量，属于数量型工具。数量型工具的运用直接影响资金的供给，通过收紧货币信贷供应来限制资金需求的实现。
由于前两阶段的金融调控对象主要是资金供给，而非资金需求，在投资内在冲动存在，贷款需求仍然较旺的情况下，最终调控结果出现了一定的错位。主要表现在：信贷供给集中压缩短期贷款与票据融资，造成企业流动资金紧张；贷款需求未得到有效抑制，银行体系外的资金继续支持投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6、7月份出现一定反弹，尽管随后几个月重又小幅回落，但仍存在反弹可能。
第三阶段为10月底至今。在这一阶段，货币政策工具由数量型工具开始转向价格型工具。与数量型工具影响资金供给不同，价格型工具直接影响资金成本，对资金供给和需求都有影响。采用数量型工具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了压缩货币信贷的目的，但由于导致经济过热的体制性缺陷并没有根除，调控的成果只是阶段性的。为巩固前期调控成果，解决前期调控中所存在的问题，需要充分利用价格型工具。2004年10月底的加息举措宣告金融调控从前期“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导”转向“充分利用价格型工具”的新阶段。此次对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的幅度较小，对实体经济运行影响较为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央行试探性的信号。在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水平的同时，进一步放松对存贷款利率的管制，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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