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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的心境静若止水”，一位朋友发现我回国后心理状态起了明显的变化，于是给予了这样评价。世事无常，我心如故。现在想来，这种性情的改变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克莱因（Klein）教授的感染所至。
说起克莱因教授，国内许多人可能比我还熟悉。作为国际学术泰斗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对数量经济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的数量经济学科就是在他大
力支持下创办的，此学科的一些重量级人物都曾直接聆听过他的教诲。
在我的心中，克莱因教授无疑是一座丰碑。为了有机会得到克莱因教授的直接教诲，我和我的一位同事苦等了两个月，为的是得到教授的回音。两个月后，克莱因教授不仅回信接受了我们，而且在收到我们的简历之后，立刻从他担任董事的一项基金中申请了一笔经费，给我们解决了所谓的“经费不富裕”的问题。
第一次看到教授的时候,是在宾州大学的经济楼中。远远地看见一位老者从电梯口出来，满头白发，拄着根拐杖，跚跚而来。“老头来了”，将我们从纽约接送到费城的洪平凡先生说道。洪先生是克莱因教授的关门弟子，现为联合国高级经济官员。他在说“老头”的时候明显地透出一股来自内心的亲情和尊敬。后来，我和我的同事在与人用中文交谈的时候也把教授称为“老头”。
老头越走越近，我才发现，他不仅西装革履，而且领子上还打了一个漂亮的领结。这使我突然变得有些紧张。当你发现一位教授衣冠楚楚地来到了你面前，而且还是一位名声远播的长者，你不能不怀疑自己是否遇上了一位古板的老学究。但是他一开口，我的疑问就烟消云散了。当他说着“nicetomeetyou”并向我们伸出一只手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双充满笑意的眼睛，笑的光芒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并扩散到了整张神采奕奕的脸上。于是，你感到整个人都被融化到了祥和与温馨的笑意里了。
相处时间长了，对老头的情况逐渐有所了解，并很快地就明白了一个秘密———为什么老头总是保持着仪表整洁，即使在盛夏也穿着西装，打着领结。原来，他的外事活动实在太频繁，往往是晚上刚回家，第二天早上又要上飞机。而且这些活动大多是国际性学术活动。但这时候我们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谜团：为什么老头会有如此充沛的体力？得到的回答是，他每周有固定一个时间去运动。但是，这一答案并不能使人满意，因为我每周也坚持锻炼身体。
后来，我发现一个轻松、无污染的心灵也许是保持良好精力的好方式。有一天下午，老头约好我和同事去沃顿商学院听一个讲座，结果我们却因为忙于试验各种数学推算，把这事给忘了，等到老头夹着公文包来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但这样一来，时间给耽搁了。当我们走进报告厅的时候，演讲已经开始，学生们把座位都坐满了。此时，作为演讲厅里唯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老头不仅没有提出任何需要特殊照顾的要求，比如说：“能否给我找条凳子，或者找个椅子”之类，相反，在谢绝了几名学生的让座邀请之后，领着我们找着了一处尚有空地的水泥台阶，然后坐下。这一坐，就是2个小时！
克莱因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1980年，现在已过了他的鼎盛时期。他交给我们看的一些资料甚至是他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做的工作，距今已经非常久远了，按系里一些中国留学生的说法是“有些过气了的东西”，但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些五六十年前的东西，在国内却从未看过。当时我就感叹，中国的数量经济分析技术与美国相比至少落后了半个世纪。
但到后来，我才逐渐发现，实际上落后很多的不仅仅是数量经济。我做访问学者的地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它坐落于美国历史名城———费城，由“美国之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40年创办，是美国第一所指定为大学的学府，同时也是美国9所著名“常青藤”院校联盟成员之一。它和中国一些著名研究机构一样，即使在假期里各个系也都有不少学术讲座。我曾就近听过一些经济系的讲座，不过却常常听不懂，原因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学术问题。这些讲座名为经济学讲座，其内容几乎全部属于数学和统计的范畴。在中国，恐怕只有到中科院五所大楼内才能经常听到。尽管我十年前也是从五所大楼里走出来的，但显然我的数学知识与宾大经济系现在所用的相比也已经开始过时了。
一位朋友很认真地告诉我，他们所作的经济博士论文，其主体框架必须是建立在某个数学方法之上，否则的话，论文就会被拒绝接受。至于只凭经济常识加逻辑推理就写出经济文章并投出发表，则只有成名之后才能享受这种特权。所以，他们有一种说法：“今天用数学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享受不用数学的特权”。
正是在这里，我才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学与国外的经济学发展方向偏差有多大。同时，也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学者有多幸福，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不需要经历数学的磨炼，就能够直接享受美国成名经济学家才能享受到的特权。（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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