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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那时便形成了从经济角度看一切道德问题的视角：双抢季节，一位老人病了，没人照管他(她)，因为他(她)的家人正在田里没日没夜地忙。这很容易被人看作不道德、没良心之类的道德问题，但在我却再也不这样简单地看了。
赵敬立，男，1964年9月生，汉族，安徽泾县人。1979年考入安庆卫生学校学药剂，1982年毕业，分配至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期间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1993年9月考入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业研究生。1996年毕业后供职于上海鲁迅纪念馆至今。2002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研究室副主任，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出版有《挥戈鲁阳--金庸传》(合著)，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中国博物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承蒙编辑先生错爱，约我为我的财富观专栏撰稿。我不过是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一介书生，自然不属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但话又得说回来，没有财富，并不意味着就不能谈论财富观。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更进一步，之所以没有财乃至富，说不定正与没有正确的财富观本身有绝大的关联呢！
我搜肠刮肚、苦思冥想了很久，却只有平素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富比穷好。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我的财富观！也许，最简单的，往往也就是最深刻有力的。
一
既是我的财富观，那就先从我谈起。
我出生在安徽泾县一个小山村里，在兄妹七人中排行老三。祖父年轻时给人家搭锅灶、砌烟囱时从屋顶上摔下来，残废了一条腿。祖母在父亲很小时就去世了，是祖父独自拉扯父亲长大。父亲在乡信用社工作，母亲是童养媳，不识字。由于我们兄妹都在读书，母亲家务负担重，不能下田干活，一家十口人，真正能到生产队里挣工分的，就只有祖父一人。因而是年年超支，而且口粮也不够。记得那时家里似乎每餐煮饭都要在锅边蒸很多山芋。我隐约地听大人说并领悟到，看一个小孩子懂事与否，就看他是多吃山芋还是多吃饭……于是，我也像长辈和哥哥们一样，狠劲地吃山芋，抢着挑重担子，还不服输……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懂事应该算早的了，十岁出点头吧。看到祖父一边呻吟着，一边仍挣扎着一瘸一拐地在烂泥田里犁田、耖田，和母亲矮小的身躯在夏夜里扬谷到半夜，我就懂得了一定要好好学习……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79年夏，我初中毕业，要报考学校、填志愿了。班上的同学，有的填了高中，有的说要回家问父母，我则直接填了中专。我知道以我的成绩上中专是没问题的，上高中要家里负担--将来能否考上大学且不说，上中专则几乎不要家里负担--那时的助学金差不多是全额的，而三年后我就可以负担家里了。于是，我上了安庆卫校。
在那样的家庭和环境中长大，我已本能地意识到了富比穷好。而我切身地、也可以说是深入骨髓地认识到金钱和富裕的可贵与重要，或者说对于金钱和财富有着渴血般的热望，则缘于读中专期间所经历的饥饿的折磨。那时正是发育长身体的时候，早餐一个馒头、二两稀饭，早就不知哪里去了。平时上课没办法，一到星期天可就难熬了。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大约十点多钟的样子，我久久地踯躅在一家油饼店前，为买还是不买四分钱一两的油饼，在内心激烈地斗争着。油饼的香味在我所到之处弥散开来。买，还是不买，这是一个问题。后来我还是买了二两，吃了，觉得意犹未尽，又买了一两。但随即就是后悔和自责，并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悔恨和愧疚，以及决心改过的话……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话语重复太多了，自己也很无聊，就不记了。我至今仍认为自己后来再也不写日记，与此有关。
1982年7月，我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在一家精神病院。巧的是，这医院离我家只有15华里路，而这时农村已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有十几亩田。二哥因为没有考上学校，在家担起种田的重任。于是，我在农忙时便每个星期里先白班、夜班一起上，然后集中调休，回家种三天田。而且，尽管空间距离只有十几里，但因为隔了县，按政策却可以享受探亲假。于是，每年的七月双抢季节，我就请探亲假，直至1991年……也就是说，在毕业和工作后我仍然做了十多年的半农民。由于和干农活比起来，回单位上班简直就是休息，因而我干活时总是拼命加玩命。第四天一清早，母亲煮好面条，叫我起来，吃完了，走到单位上班。
这是我独特的经历。如果说经历也是财富的话，我或许算不得贫穷。这段时间正是我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时期。有一回，我在田里插秧，暑热熏蒸得田里的水发烫，腿上有蚂蝗吸血，头上是苍蝇叮咬--将头往臂膊上一蹭，呲的一声，就有一只苍蝇落水，望着在水面上挣扎的虫子……我的眼泪禁不住和着汗水一起往下淌，同时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为改变农民的命运做点什么……
不用说，这样的誓言是多么的苍白和幼稚，但读者朋友了解了我这样的人生经历后，或许会从中体味出富比穷好这四个字的份量。在那段时间里，我体验过出自农民之口的满含酸辛的黑色幽默--边走边睡。也是在那时，我形成了从经济角度看一切道德问题的视角：双抢季节，一位老人病了，没人照管他(她)，因为他(她)的家人正在田里没日没夜地忙。这很容易被人看作不道德、没良心之类的道德问题，但在我却再也不这样简单地看了。
二
关于财富和自由的关系，我知道一种经典的说法：自由，就是可以对boss说no。鲁迅先生也说过：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也注意到民主社会的确立有赖于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强大、诚信问题，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以上才(就)可以解决等论点，虽然我对此持谨慎和怀疑的态度。
前些年，沪上一家有名的报纸曾就问(带)路收费问题展开过一场大讨论。连篇累牍，都是一片取缔和谴责之声，说不符合传统美德，记者在报道中甚至还用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样的语言……
我认为这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说背后潜隐着财富和财富观的问题，而无关乎道德。市场经济最原质、最基本的要素是trade，即交换(贸易)，基本的原则和理想的状态是交易的双方自愿、平等和互惠。就带路收费这件事而言，一方付出劳动、提供服务，另一方享受了这种服务，同时支付报酬，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则。只要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并且还想继续实行下去，就应当允许这样的事物存在。至于有人愿意无偿提供这样的服务，当然是美德，值得肯定、赞许和提倡。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反过来说不无偿提供这种服务，而是有偿(收费)服务的人就不道德。这正如有人愿意把他自己工资的一半、三分之二甚至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这当然是美德，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要求所有人都这样做，并且谴责不这样做的人就是不道德一样。更进一步，这背后还涉及众多人的生活和生存的问题。一方面，是存在着大量的这样的需求(市场)，因为中国人还普遍不够富裕，不能一下火车就个个都潇洒一挥、打的直奔目的地，而且文化程度也普遍不高，有的甚至还不识字、没有出过远门，初来乍到大上海，一下火车简直就是茫无适从、举步维艰；另一方面，那些带路的人也藉此谋取一份生活--他们是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才起早摸黑、日晒雨淋地干这个活的，并非衣食无忧了，却为着愉快(pleasure)、好玩(funny)和刺激(excitement)，而甘冒他人的谴责与鄙视，来玩这种游戏(game)的。那位严词谴责、说不符合美德的退休教师和写下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样话语的记者，他们之所以能够义正词严和大义凛然，是因为他们有固定的退休工资保障和每月数千元的收入。就是这样，他们也并没有前往火车站去提供无偿服务！等到哪一天，他们没有了固定的退休工资保障和每月数千元的收入，也不得不去火车站干同样的营生，他们就不会这样说和写了。而一味地谴责并取缔，又将置上述两方面的需求以及他们的生计于何地？政治理论中一个最基本的法则是：任何政府行为，都不仅要实施控制，并且还承当相应的控制后果，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政府部门应当做的是引导和加强管理，比如资格培训(上海太大，城市改造、道路建设以及公交线路也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带路、带得好路的)、带证上岗、明码标价合理收费(禁止漫天要价)、规范服务(禁止坑蒙拐骗)以及税收管理……等等。
当我看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样的字眼时，我打通这家报纸的总机，要求与总编通话。一位值班编辑问我什么事，我说，与报纸上观点相反的文章会不会发表？他说，你是什么观点？于是我便说出了以上意见。我至今仍很感激，他给予了足够的耐心，听我大致说完了自己的观点。临了，他说，这样吧，你把你的观点写成文章寄过来。我又问，寄过来会发表吗？如果明明不会发表，我又何必浪费时间呢。他说我们照样会给稿费的。我岂是为了稿费才写的吗！啪，我摔下电话。我感到出奇的震惊和愤怒，觉得内心某种珍贵、圣洁的东西，受到了玷污和伤害……
三
今天的经济学讲资源配置。但资源包括财富，无论是从绝对还是从相对意义上来说，都存在着有限和匮乏的问题。曾听过这样一个笑话。部队里有些战士喜欢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成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你要我要哪有那么多……这其实是机智而形象地表达了资源有限与匮乏的问题。孔夫子在《论语》中也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里的寡就是指的资源(主要是财富)有限与匮乏。我每读《论语》到这里时，总禁不住要停下，感慨喟叹：为什么他老先生不说患寡亦患不均、或者患不均更患寡呢？！如果他这样说了，几千年的历史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形呢？可惜那样有智慧的孔子并没有这样说，他只是在如何均和安--这当然也很重要--上大做功夫，后来的儒家也大多在性善性恶以及均和安之类道德层面上皓首穷经外加喋喋不休，在实在的国计民生上却少有作为。整个先秦的大贤哲中，几乎只有管子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经济思想，却又没能被后人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光大。
在财富的创造、积累、占有和分配等环节中，如何分配当然也很重要，无论是古人所反对的损不足以奉有余，还是今天所强调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对牺牲大的效率以满足小的公平，也反对牺牲大的公平以满足小的效率等主张，我都赞成。但我更注重财富的创造。因此，我对历史上一切并不创造和增加新的财富，只是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财富进行重新占有和二次分配，同时又伴随着血腥的暴力、杀戮和大量毁坏原有财富的所谓革命，都持质疑和否定的态度，并由先前的对法国大革命高度关注转到对于英国光荣革命的研究和关注，觉得米勒所说的古代或近代的历史上记载下来了许多伟大的革命，而1688年所发生的那场革命是以最为理性和最符合市民社会之主导原则的方式来进行的，更为睿智。
也正是从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这个角度出发，我对所有靠聪明才干和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取得成功的业界巨子，打心底里羡慕和敬佩，而不像一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那样质疑、挑剔和批评，我甚至以为他们的冷嘲热讽简直就是出于嫉妒。
我羡慕和敬佩他们，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富有，虽然我也梦想着有钱、梦想着富裕，但由于能力的缺陷和选择的差异--韩愈所谓术业有专攻，用今天的说法是社会分工不同--我永远只能过老死窗下的书斋生活、追求我所认同的价值和意义，也永远不可能富裕起来。顺便说一句，这样的心态和志行，在过去一直被视作是安贫乐道并受到称誉。但我却认为，这不值得称誉。在我看来，或许正是数千年里，传统的士大夫们都以安贫乐道为荣并且沾沾自喜，进而流连山水，诗酒酬唱，影响了他们自己、当然也就进一步影响到整个民族没能尽快尽早地富裕起来。
我羡慕和敬佩他们，是因为他们做到了我想做而永远无法做到的事，他们让许多人获得了就业和发展的机会，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演进。
我羡慕和敬佩他们，还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诸如不断地汲取新的知识来提高自己，不断地寻求新的定位并坚忍不拔地去努力奋斗，以及理解人、关爱人、帮助人……等等可贵的精神品质与人性的光辉。中国文化讲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而不同，而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这些价值的体现和实现。
四
然而，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财富也有负面效应。因而，在中国，有为富不仁的说法；在西方，莎士比亚也曾在《雅典的泰门》中对金钱发出过最狠毒的诅咒。再进一步，财富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生问题。对此，《金瓶梅》作者对西门庆的死法的独特处理对世人应有所启示。西门庆因经商而致富，获得和享有了传统士子学而优则仕才能拥有的一切，诸如体面、尊严和荣耀等。但他却富而骄，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可是他的下场，并不是死于官府的刑罚(被他用金钱买通、摆平了)、神鬼报应(他不信)和民间暴力寻仇(武松打错了人)。也即是说，传统的惩罚系统对他不再有效应了，他最终死于纵欲过度，这是一种自主选择，尽管是那样地荒谬、无耻和疯狂。撇开他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不论，单就他个人来说，他虽然最终在他身边的女人们身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但却不是因为爱，而只是占有、淫欲和变态……也就是说，他的品德操行、精神和灵魂世界出了大问题。
解决人生的幸福问题，不仅要有财富，还得要有其他人生智慧。比如佛家宣扬的和平、牺牲、慈爱、诚信、平等、无私、戒贪欲等思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但归根结底，尽管财富有这样那样的负面效应，财富也不能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我还是要说：富比穷好。我不知道这世上是否有既让人大彻大悟，又可以使一切人生问题迎刃而解的观点和理论--或许上帝那儿有。但我不信教。上海证券报赵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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