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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理论周刊》“理论新生代”栏目开栏寄语】“理论新生代”是编辑部多年以前的一个创意，经过反复酝酿，今天终于正式推出了。作为理论刊物的编辑，我们目睹了学术新人成材路上的艰辛，也见证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学术历程。当年的后生晚辈，现在已然步入中年，成为支撑学术大厦的骨干。更新的一代新人则从他们各自的起点上开始了艰苦的学术跋涉。我们愿意在他们起步的时候助一臂之力，并记下他们最初的足迹。这，就是我们开辟一个专门反映理论新人学术风貌的专栏的用意。
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和多边贸易体制一直平行发展着。新千年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成为有关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强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依靠地区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成为当前世界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世界正在逐步形成几大区域经济合作板块。
在此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充分利用WTO规则，积极贯彻新《外贸法》，在参与区域贸易安排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有所作为，并对一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好准备，趋利避害。下面谈谈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八大问题。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类型问题
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在未来的战略机遇期内，实现由一个“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目标，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持贸易额的持续增长，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外贸结构的不断改善。
要保持贸易额的持续增长，我们可以使用重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哪些因素决定了双边贸易的增长潜力。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双边贸易额与GDP成正比，与距离、GDP差距成反比。这就意味着应该选择一些与我国GDP总量相差不大的国家（由于中国GDP总量排列全球前几位，因此所指的是全球GDP排名前列的国家），达成紧密的贸易联系机制，对于获得贸易增长最为有利，一般来说这些国家都是各洲主要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
参与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是一种相对简易的方式。我们首先有必要参与与我国双边贸易依赖程度高的区域组织，对我国单一依赖程度高的区域组织，应该发挥我们的主动性，对单一依赖我国外贸程度高的区域组织，要密切关注其动向，适时地达成某种程度的合作机制。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标准问题
在具体选择合作伙伴时，我们可以借鉴美、日等国家的做法，基本上遵循以下优先顺序：经济性标准、地缘性标准、政治和外交标准以及时间性标准。
经济性标准处于首要的位置，主要是考虑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能源等战略的需求。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重要能源，大部分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而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同样需要我国积极开拓这些国家的消费市场，因此这就要求我国尽快与这些国家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者加强与这些国家参加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合作。
从地缘性标准来说，我国应该立足亚洲，进而突破亚洲。目前中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都在亚洲地区，亚洲国家（地区）占我国外贸额的57%。然而种种因素导致现阶段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十分缓慢。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突破地缘性限制，将参与亚洲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贸易安排并列起来，选择理想的贸易伙伴，尽快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博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政治和外交标准，则是指中国有必要在区域合作框架中将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优先解决，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内容，可以将一些利益需求（如市场经济地位）作为参与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
时间性标准则类似于第一个问题中的内容，可以制定5年、1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区域合作战略，在近期合作的国别中，需要明确首要和次要的合作顺序。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与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
中国外贸的飞速发展和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得自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外贸结构的不断完善。走向贸易强国需要我国继续探索新的外贸增长点，带动经济发展。外贸发展历程中，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经历了两次重要飞跃。一次是1986年纺织品和服装取代石油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产品，标志着出口商品从资源密集型为主向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另一次是1995年机电产品取代纺织品和服装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标志着出口商品开始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转变。
考虑到未来外贸结构可能将会转向高新技术产品，所以建议在今后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全面安排和重点突破相结合，争取此类产品更大的市场准入机会。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与我国的资源战略问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造成对资源产生过度需求的局面。参与区域贸易安排在强调贸易、投资增加之外，应该遵循“寻求国外资源”的原则，选择一些重要的战略资源国家，作为FTA签署国。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增大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如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30%。与一些重要的资源来源国建立深层次的经济合作机制，有利于我国资源的供应。譬如铁矿石，澳大利亚、巴西是世界上主要的生产国。我国石油消费主要来源于中东、非洲的安哥拉以及亚洲的印尼等国家。进口钢材则主要集中在与中国地理位置较近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俄罗斯、乌克兰及中国台湾省等。这些资源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上述国家建立深层次的贸易、经济联系机制，合理利用国外资源，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在区域贸易安排中，以“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作为谈判条件。至今，很多国家依然把我国看作“非市场经济国家”（至少有别于所谓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待遇），对我国采取不公平的歧视做法，给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力。因此我们建议在参与区域贸易安排时，可以把认定“市场经济国家”作为谈判砝码，建立反倾销磋商机制。当前这一点认识已经体现在政府决策中。商务部长已经明确表态，当前磋商中的中澳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应在澳方正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之后，双方才能共同做出开始自贸区正式谈判的决定。中方希望澳方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握住机会，为启动中澳自贸区谈判创造必要条件。截至目前，已有新西兰、南非、巴西、东盟10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相继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区域经济合作与市场多元化战略相协调的问题
从字面上看，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是重视区域市场，以区内市场替代区外市场，是和外向型经济相左的，其实不然。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强调的是在现有的贸易量基础上，与贸易伙伴达成更为紧密、优惠的、自由的贸易机制，从而带来贸易量的增长。市场多元化则强调探索新的消费市场和争取到更多的贸易伙伴，其目的也是寻求外贸出口市场。从增加贸易量这一根本目的上来看，二者不是相互矛盾、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它不仅有利于巩固原有的出口市场，而且是对原有出口市场的不断拓展。
从我国外贸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看，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有必要将区域经济合作提高到战略高度，真正地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并重起来，因为二者是获得外贸增长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区域经济合作与农产品贸易开放的问题
绝大多数现存的区域贸易安排基本上都采取回避农产品的态度。而中国当前参与的“10+1”的“早期收获方案”、中泰果蔬零关税协议等，都将开放农产品作为具体合作内容之一。农产品贸易开放是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一大特点。
但是“早期收获方案”在农产品方面确定了较大的开放广度和深度，因此在现实的实施过程中或许会对双方带来不可预见的影响。
积极参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问题
中日韩三国在GDP、距离各方面都符合重力模型的初步结论。而且三国在劳动力、资本、技术、消费市场等方面存在着密切合作的迫切性。三国组成贸易集团后，可以改变原来单一国家对区外资源严重依赖的局面，经贸发展机遇很可能超过单个国家的贸易机会。中日韩三国区内贸易比重较高，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是大势所趋。
当前，中国对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再加上中国巨大的市场容量，可以说中国的崛起为亚洲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在未来10~20年内，有必要，也有能力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发挥“启动性作用”和“主导性作用”，将亚洲经济一体化推向更高的水平。（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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