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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飞孝
在保险市场化进程加快的时候，却看到保险市场上频频闪现的政府身影：重庆将在年底强制实行火灾公众责任险，广州也将在酒店等场所实行强制责任险；重庆政府部门与保险公司合作，将失地农民的保险金转化为养老金，由保险公司每月固定发给失地农民保险金；厦门吸纳保险公司参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江阴地区政府部门与保险公司协作建立了新型农
村医保模式。
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理应遵循市场规律，偏离行政力量的制约，可从目前来看，保险发展壮大却需要借助政府力量，与政府推动紧密结合，这听起来有些矛盾。
实际上，在国内保险业发展的初期，公众保险意识的提高和市场的培育都离不开政府力量，因为政府最有先天的优势，如公信力使得保险宣传更容易深入人心；政府的管理功能使得对某些影响公众利益的险种，如责任险的推行，比保险公司更有效率。
而政府在实现其管理功能的过程中，也需要借助保险公司的力量。
因为政府作为公众管理机构，必须防范各种自然、社会风险，维护公众利益。保险具有特殊性，在进行经济补偿和保险金给付的同时，能防范风险，起到社会管理的作用，被称为社会“减震器”。保险公司作为专业机构，在风险防范等方面具有专业优势，因此，政府部门需要借助保险公司的力量来防范和转移风险。
以火灾为例，火灾发生后，对第三方受害人提供的补偿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事故责任业主、政府财政和公众责任险赔偿，而政府财政中计划用于灾难事故的赔偿抚恤金相对有限，这些赔款又加重了国家的负担。所以，政府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实现经济补偿，保险公司首当其冲。
不难看出，政府力量在与保险结合的过程中，实现双赢，政府借助保险发挥社会管理功能，而保险则借助政府扩大影响力和渗透力。
从目前来看，政府主要从四个方面发挥作用，最终推动保险的发展：
一是普及保险知识，培育保险市场。在一些地方，乡镇政府甚至与保险公司合作，在辖属每一个村都设立保险营销员，普及保险知识，销售保险，这虽然有些夸张，但足见政府部门对于保险的重视。
二是强制责任保险。从今年开始，强制责任保险越来越多地见诸媒体，逐渐被公众理解。既然要强制，其推行单位只能是具有强制力量的政府部门，通过行政立法等方式，强制保险成为有关单位必须购买的保险产品。如北京从8月份开始，实行建筑施工人员意外险强制保险。
三是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新险种，而且，这些险种更多地是立足于保障弱势群体，更好地发挥了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例如，上海推出的家政责任险，重庆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等都是这种类型。在政府的推动下，保险公司开发的险种针对性强，能够充分发挥保险的大数法则作用，起到防御风险的作用，而政府减少了管理成本，有效扩大了保险业务在农村市场的覆盖面。
四是推广农业险等险种。农业险曾因投保率低，出险率高而使保险公司不堪重负，一度停办。现在又重入市场，且成立专业保险公司，与政府支持是分不开的，在保监会提出的五种发展农业险模式中，与地方政府的结合占了三种。
《国际金融报》 (2004年12月17日 第十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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