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丰
中国企业信誓旦旦的国际化正在遭受强烈的质疑：在把自己塑造为中国公司进行全球并购的新标杆后，联想集团在股市的表现却在节节败退中。而在一年前干了几乎同样一件事的TCL也发现，整合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超乎想象。至于海尔，在他们用700万美元收购了意大利的一家冰箱制造厂后，美国《商业周刊》借用一位德国电器销售商的话将此评价为
“他们所做过的最愚蠢的举措”，并声称“如果能生产出像样产品的话，绝对是一个奇迹”。
与之相映成趣的另一条新闻正在迅速攫取笔者的注意力并使之隐然觉得其与上述事件间存在着某种确实的联系———当然，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我们在科学中就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谈到经济的事实，我们是有同样的权利这样做的；也是根据同样的权利，我们可以写一部文学史，尽管一国人民的文学同他生存的一切其他因素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愿，这不是多余的，也不是牵强附会的。
针对后配额时代一些国家对中国纺织品汹涌而入的担心，中国政府出人意料地决定对某些纺织品加征出口税。财政部政策法规处处长王化雪表示，如果得到国务院批准，加征纺织品出口税的决定将从明年1月1日起生效。另据多位官员介绍，出口税是根据出口数量而不是金额来决定的，这将鼓励制造商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并有助于减少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而据世贸组织估计，到2007年年底，中国纺织品的市场占有率将超过50%。
按照一般经济理论，一国生产要素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经济总体水平就会提高。而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优化结构以促进经济发展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引进国外的直接投资和先进技术，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第二，产业结构的演进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任何国家产业结构的提升都要受到这一规律的制约。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依据发达国家先行发展所给出的产业结构演进路径，运用政府的产业政策，加快产业结构的演进速度。
而在另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一国产业结构内生于该国要素秉赋结构。只有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其产品才能成本最低、竞争力最强、创造剩余最多，从而推动要素禀赋水平提高最快。
很显然，在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中，上述两种理论是不矛盾甚至相互支持的，譬如说，在经历了连续二十多年的高速积累后，在以家电为代表的一些资本加人力密集度相对较高的部门，中国企业亦已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也正因为此，类似联想、TCL之类的企业才有了较强的“走出去”的要求。
当然，我们也知道，资本积累依靠经济活动，而经济活动能否比较快速地进行、能否长期维持，取决于这种经济活动投资报酬率有多高，或资本积累的报酬率有多高。在技术要素给定的情形下，资本积累必然会出现所谓“边际效应递减”。资本的边际效应越低，则资本积累的意愿就会越低。因此要维持比较快速的资本积累，必须快速地实现技术变迁。
然而，一个令人不太满意的事实是，至少从眼下出现的一些情况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有趋缓迹象。如海关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已有约3万家纺织品及服装出口商，其中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及纯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最为迅速（根据一般认为，非国有企业更具备经济人的理性）。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类似TCL或联想之类的企业在已经实现资本输出的情况下，其并不高端的产品的竞争力却依然有待时间的考验。这实际隐含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包含初级劳动比较多的部门（如纺织业），其生产率的提高是比较困难的，长此以往，中国经济赖以高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高资本积累将出现松动。
柯林伍德说过，“希罗多德特别指出，它（指历史学）揭示出人乃是有理性的行动者：也就是说，它的作用部分地是发现人做了什么事，而部分地是发现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希罗多德并没有把注意力限于单纯的事件，他以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态度在考虑这些事件，把它们看作是有理由像他们所做的那样在行动着的人的行为：而历史学家则是要追究这些理由。”
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到，今天的媒体正在以“彻底的人文主义态度”不厌其烦地抽丝剥茧柳传志、李东生，甚至张瑞敏国际化选择的理由和前景，而事实上，从个案角度来说，正如熊彼特所言，“作出决定的必要性是在任何工作中都会出现的。一个补鞋匠的徒弟不作出某种决定，不独立地决定一些问题，他就不能修鞋。”所以说，重要的不是联想的生死存亡，而是类似联想之类的企业的生死存亡与中国现代化进程间高度的关联，而在这之间，至少我们要搞清楚，技术变迁并不因为后发优势的存在而必然发生，关于这一点，美国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说得对：“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和长期的准备。”
《国际金融报》 (2004年12月17日 第六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