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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既是文化偶像大行其道的一年，也是偶像走向没落的一年。偶像的金身一俟破败，便迅速沦落为“文贼”。“文贼”们蒙着文化的丝袜，横行于文化和物欲之城垣间，疯狂窃取名声和钱财。虽然也飞檐走壁，能耐非凡，但断然称不上是什么江洋大盗，无非是一群鸡鸣狗盗之徒而已。
偶像级的文化明星余秋雨，在本年度隆重推出自传体作品《借我一生》。书中除了施
展其一贯的自我粉饰的手段外，还夹枪带棒地还击了所有对他的批评。这本书被精心包裹上一层花里胡哨的外衣，号称“记忆文学”。记忆中的一生说是“借”，却更像是“窃”，窃取了历史中的一些真实的细节，巧妙地安装在一个整体虚假的架构当中，瞒天过海地蒙人。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借来的一生一旦被还原，也就跟“谎言”相去不远了。
另一位流行文化的大炮制商、电影导演张艺谋，则在雅典奥运闭幕式上大显身手。东捡西捞，顺手牵羊，是张导演的惯伎，只不过这一回他窃取的不再是外国电影大师的技法，而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服饰元素和音乐元素。鬼影憧憧的纸灯笼、高衩旗袍下闪烁的女人大腿和暧昧情欲的民间小调混杂在一起，像一件马戏团小丑的花格外衣，提示着张艺谋真实的文化身份。至于张导演的那部耗资巨大的“风光片”《十面埋伏》，则还在这些元素之上，添加了女主角那欲盖弥彰的锁骨。依靠女主角频频暴露锁骨来挽救其影片的平庸，只能说是黔驴技穷了。因此，尽管他卖得很好，却依然无法改变公众对其文化品格的鄙视。
与此同时，“文贼”队伍一代新人在成长。“80后”写手的代表人物，新锐偶像郭敬明被指抄袭，而且其手段之肆无忌惮，令人惊讶。这位文学市场的“发动机”，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名副其实的“文贼”。被市场激素催熟的“80后牌”文学酸果很快暴露出其劣质本性。新一代“文贼”以其惊世骇俗的举动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化“厚黑主义”事业后继有人。
与盗贼化的偶像们不同，一些失意的文化人开始走另一条路———装大尾巴狼。从前些年的《怀念狼》到今年的《狼图腾》，颓靡的出版界频传狼嚎，作为对充满血性和粗犷的生命的呼唤。“小资”羊群中忽然闯进一匹来自北方草原的大尾巴狼，难免会引起一阵尖叫和骚动，于是畅销，现代生活中的郁闷的人群也精神为之一振。但倘若仔细倾听，就会发现这些个嚎叫声有几分夸张，仿佛有人在刻意学狼叫。这部畅销书，实际上表达的是狗对狼的缅怀。失去了野性的狗们，梦想回到古老的蛮荒时代，“图腾”一词即隐含了这一层意义。
《狼图腾》是一部典型的教人“装大尾巴狼”的教科书。它以一种刻意夸张的姿态，来标榜自己身体内部残存的可疑的“狼性”，甚至企图要以其嗜血的兽性来取代人性。但这种冒充的大尾巴狼看似很凶恶，实际上无非是一群草狗，最多是牧羊犬而已。另一匹是会唱歌的大尾巴狼，这很特别。他的名字也特别———刀郎，这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仿佛很勇猛锐利似的。我认为这是唱片发行商找来蒙人血汗钱的搭档。这个音像市场的低档喇叭，除了便于流传和音量较为高亢之外，未见任何特别之处。一堆声音垃圾，因为便宜，所以卖得好。但不管怎样，垃圾也拿来卖钱总是不对的。
接下来的一群放在“狼群”中谈论，则显得不合适，他们更像是一群聒噪的鸭子。《新周刊》，一年一度的“新锐榜”，又叽叽喳喳地登场了。这份号称新锐小资媒体的刊物，日前发起一场“保卫张艺谋”的战役，其唯一的动机只能是“恶炒”。《新周刊》代表了文化娱乐媒体的“恶俗主义”发展方向。
综观2004年，我们看到，在充满喜庆气氛的文化假面派对上，各种各样的文化明星纷纷粉墨登场，疯狂跳踉。2004年流行文化界的大势即是进一步“娱乐化”。此前的“下半身写作”、“美女－美男”等文化趋向将被进一步“恶俗化”和“喜剧化”。毫无疑问，文化明星们将继续引导着大众文化的流行趋向，但人民已经学会了从“偶像们”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表演中获得快乐。文化界的人士也将从“文贼”进一步蜕变为“文化小丑”，在盛大的文化喜剧中扮演各自的角色。这是文化娱乐化趋于成熟的征兆。
富于启示性的是，日前，搞笑大师周星驰受聘到某高校任教授。这一事件表明，喜剧性正在向文化生产的源头上渗透。喜剧化的教育将培育巨大的搞笑市场。喜剧时代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一切对于广大文化消费者来说，实在称得上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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