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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新华网消息：面向政府“公关”人才的培训在复旦大学正式启动，主要培训目标是地级市以上的秘书长及办公厅负责人。报道说，复旦大学准备用三年时间，为全国培养1000名公共关系高端人才，除了政府秘书长和办公厅负责人外，还有商务公关人才，例如上市公司的董秘；专项公关人才，例如面向世博会等国家重大盛事需要的公关人才。
既然是培养“公关”人才，首先需弄清的是谁将成为这些被培养者的工作对象。如今是商品社会，上市公司的董秘将可能向谁“公关”似不难把握，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专业部门向世博会“公关”常常也是必要的，而地级市以上的秘书长及办公厅负责人将来主要向谁“公关”，却是一个颇费思量的事儿。
政府秘书长和办公厅负责人虽然不是地方上的党政“一把手”，但却算得上官员的代表。总体上看，政府官员无论官阶高低，其服务对象都是人民群众。无论从党的宗旨、官员与人民的关系模式看，官员在面对群众时需要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关”手段与技巧，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与这种服务关系相协调的质朴、真诚、坦荡、透明的执政理念和行为特色。抑或说，无论从“公仆”论还是“父母官”论出发，在官员与百姓关系的伦理内涵中，都难以找到“公关”的色彩。这方面，已过去了的那个时代曾体现得十分鲜明和时刻，上到日理万机、受世人敬重的周恩来总理，下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从来就没有何时、何事向人民群众“公关”的概念和做法。虽然如今是越来越发达的商品经济时代，社会环境较之那时发生了重大变迁，但党的宗旨、官员与百姓的关系模式却没有变，而且也没理由变。透着某种商品社会色彩的“公关”一旦被引进地方政府，一旦被植入官员的行为理念之中，很有可能造成官员与百姓关系模式的扭曲乃至“异化”。
诚然，外交、外事活动需要“公关”，但对于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而言，所占比重其实不大。大凡真需要官员“公关”的，要么是些不代表现代法治社会政府发展方向的事儿，要么是些不太能摆到桌面上来的事儿。例如，本地出了什么事故、案件，为了保面子、捂盖子，官员往往需要“公关”，其“攻”的对象也许是上级调查组，也许是新闻媒体，否则，也就没有中央电视台门前“公关”者排“长龙”的现象；一级政府为了讨资金、上项目、要政策，每每也需要“攻”上级政府尤其是手握大权的上级部门的“关”，正可谓“会哭的孩子多吃奶”，“公关”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本地得实惠的程度；地方上招商引资，有时亦需要“公关”，甚至直接跑到外地、境外去做广告、拉关系。至于某些官员出于个人目的的“公关”，例如为了自己仕途“前程”的拉关系、走后门，权力“寻租”过程中“傍大款”、傍“资”方等等，当然更需要“公关”手段和技巧，但也更见不得阳光。
知名高等学府专门为政府培养高级公关人才的举动，无疑具有某种社会导向、官员价值导向的作用。假如笔者上述判断和分析正确或基本正确，即使有人认为笔者对“公共关系”内涵的理解失之偏颇，还是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复旦大学的培养目标、培训着力点与党政官员的需求是否一致？由这种培训透视出的价值导向是否存在偏差？尽管笔者十分不希望看到、但还是试图假设出以下的一系列某些培训结果：当政府秘书长及办公厅主任们接受了为其精心设计的“公关”培训后，知识、方法、技巧所转化成的，是建设“透明”政府的某些新的障碍，是“政绩工程”的某种新的、更巧妙的包装，是官场人身依附关系的一种更有效的强化剂。笔者更不愿意看到的是：当官员们接受培训后，于自觉、不自觉间把学来的手段、技巧，用于“应付”乃至“对付”广大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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