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应注意四大问题

　　国际金融报记者　贾南　发自北京

　　宏观调控进行了一年，从总体上讲，宏观调控是成功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期间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记者想在此，综合各种意见与观点，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与读者共同探讨。

　　依法宏观调控问题

　　不久前，经济学家吴敬琏、法学家江平———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展开了一场经济对话。他们同时发出了有力的声音：目前国内宏观调控最需要填补的就是立法。在这场被学界尊称为推动宏观调控向前发展的“双高对话”中，两位在各自领域都站在最高点的学者达成共识———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是法制化，而宏观调控的权限界定不明影响调控效果。

　　“央行对南方证券、德隆系、辽宁证券等企业实行再贷款没有法律依据；汇金公司给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保障，这些资金很可能有去无回。”吴敬琏说。

　　江平也指出，地方政府审批项目，却将项目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企业，一旦政府要“调控”或停止这些项目，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认定，企业将白白承担损失。两人达成的共识就是宏观调控权限首先要有法律认定。

　　其实，目前国家进行的宏观调控确实面临法律的缺失，仅现有的相关法律也存在诸多不足。江平对《公司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其存在矛盾和模糊不清的内容。吴敬琏则向承担宏观管理重任的各国家机关呼吁一定要做到“依法调控”，对《行政许可法》等现有法律要认真执行。

　　这两位学者在此时提出该观点，显而易见，是为将来能更科学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而未雨绸缪。

　　就业问题

　　去年非典刚过，记者曾采访过研究就业问题的著名学者蔡昉，他曾明确指出，就业问题在中国是非常大的问题，现在国家必须下决心用大力气解决它。而在宏观调控之初，记者也看到过一份统计数据表明，国家城镇登记失业率有所上升。而最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几乎与此同时，珠三角等地开始出现“民工荒”，而在此前，基本没有管理部门和经济学家提出过这种预警。

　　就业问题是中国不可小视的大问题。对此，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从中国未来城镇失业率的变动来看，最严重的时期是2002年至2006年，其后通过发展容纳劳动力就业较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加工工业，逐步消化积累失业人员和下岗再就业劳动力，他预计到2015年为止，消化完毕。因此，周天勇认为，在2002年至2015年期间，从战略上讲，应当从偏重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转向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重视规模经济，大型企业的发展，转向劳动就业，注重中小企业的发展；从建设大广场、大马路等社会资本投资多，转向投资容纳劳动力就业多的加工工业发展；从重视物质产业的发展，到重视提高城市化水平，发展第三产业，解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银行坏账问题

　　不久前，曾有朋友问记者，中央采取如此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令一大批项目停工，是否又会造成一批新的坏账出现？这岂不是给商业银行改革和上市又增添了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日前撰文指出，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应该将之稳定在一定合理的水平上。而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等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不仅可以提供长期资金，还将改变投资活动中风险分担机制严重失衡的状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表示，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优化投资结构，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李扬认为，要正确把握上述内容的精神，关键在于创造适当支持投资增长的金融机制。在进一步的金融改革中，首先应当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以此为各类投资提供长期资金。

　　能源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油荒、煤荒、电荒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凸现在人们面前。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蒋承菘曾有过这样的言论，他说，一直以为中国地大物博，其实，物却是稀薄的“薄”，而不是广博的“博”。这句话震动了很多人。其实按人均资源拥有量计算，中国的资源状况确实令人心忧，但在此基础上，我国的资源消耗却仍在超速增长。一般而言，GDP增长8%，能源消耗增长约为5%，而我国2002年和2003年的能源相应增长为14.5%和13.5%，相当于2年时间耗尽了5年的能源供应。

　　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当然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提出要建立节能型社会。能源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如何将能源与发展问题协调好，是决策者需要仔细考虑的一个问题。

　　《国际金融报》 (2004年12月14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