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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全球化受挫者，联合起来！”全球化的天花板，是后发展国家商界领袖的共同难题。《中国企业家》杂志12月11日邀请了亚洲、拉美国家数十位商界巨头，会聚2004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与500名中国本土企业领袖共同探讨商业与环境难题。新浪财经对此次会议进行了独家播报。以下是会议实录：
主持人：谢谢郭先生在建设和创造当中，一个一个梦想也会让郭先生越走越好。接下
来我们请出另外一位主题演讲的嘉宾，在刚才我们发布排行当中他的美誉度是排行第一位的，在他的身上早已经聚焦了太多的目光，不妨今天再聚焦一次，由请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先生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王石：各位嘉宾，我拿的这个非常厚的不是讲稿，是我来准备讲的资料，说明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讲什么呢？首先，这个题目没有起好，但是在来了之后想到了，我的题目叫全球化的天花板，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八十年代企业家的天花板，所谓八十年代企业家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八十年代厮杀出来到现在，我们从刚才看到2004年，25位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我简单统计了一下，基本上八十年代厮杀到现在企业家占的位置是15位，基本上60%是八十年代的企业家，他们占主导的，我相信明年和后年的基本比例是不会变。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他们在未来五年之内，他们比例迅速减少，觉得是中国企业界的一个幸事，因为他们也遇到了天花板，而且天花板是不可逾越的。
这是我这两年思索的一个问题，我想为什么呢？从人的年龄来说，八十年代企业家年龄偏大，说他们一定会被九十年代企业家所取代的。所以，我们公司专门做了一个统计，为了验证我这种感觉，我说你们给做一个统计吧。这个统计基本上根据三个方面的数据，一个是CCTV99年开始每年十大经济风云人物，这样一个评选人物统计表。第二个是福布斯做了中国首富每年前二十名的统计表。当然，还有一个中国企业家杂志封面人物历年来的统计表。统计有几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认为八十年代企业家和九十年代企业家平均年龄来讲应该大十岁。李东生年龄是小的，我是第二小的，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很明显年龄比我大。但即使我是属于年龄偏小的，我也53岁了。但是，我们这个统计数字出来非常有意思，就是在唱主旋律人的平均年龄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大。统计八十年代的平均年龄才50.2岁，按照这个里我是超过个平均年龄的。九十年代不是像我想的那么小，就是之间差5岁，这两代企业家年龄差的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的结论没有因此而改变，劣势这么明显。因为我认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区别，即使年龄差别不是很大，它的差别主要不在年龄上，在什么上呢？我们再给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学历，我们看看把这几个加在一块，一共是68个人，有的是重复的，首富榜上有他，很明显八十年代占主导。再看学历上，八十年代硕士以上占26%，大专、大学学历46%，这个很有意思，下面这个就是说没有受过大专教育的，中学，甚至是小学的是28%。我们八十年代虽然年龄不是很偏大，才平均50.2岁，但是30%没有受过大专教育。当然，这个是属于特例，比如像比尔盖茨大学没有毕业，成了世界首富。但是，可以看到我们受教育相当程度是偏低的。再看九十年代出生的，硕士以上占了54%，大学占了42%，没有受过大专教育是4%。所以，受学校专业训练差异已经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八十年代基本属于摸爬滚打，自学成才，即使你受过大学教育，受的也不是专业训练，也不是学经济管理的，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直觉。比如我是学土木工程的，所以搞这种企业是和这个一点不拉边的。很明显，专门训练上，八十年代很多老知识，老经验，老做法，到了九十年代，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很明显不适应，很明显跟不上，尤其对待新生事物。就是八十年代的企业家，他们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他们普遍是从传统计划经济过来的，他们就是这种双重性非常明显，一方面寄希望于改革给他们创造天地，一方面他们身上又是非常浓厚的计划经济的这种色彩，这方面是非常明显的。
我想来谈一下我个人的体会，我是99年辞去董事长职务，到了2004年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我是被我们万科管理层牵着鼻子走，应该说我们知道如果给王石上到有影响人物第五名的话，在社会影响不是这样的，一定是他在叱咤风云，高瞻远瞩，领着企业往前走。但是，实际不是这样的，我是被团队牵着鼻子走，而且我很高兴99年辞去董事长职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相信现在的业绩未必就不如他们。但是，你可以很明显感到后劲和往下走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万科现在在做十年规划，我在引领这个团队走的时候，最多做的是五年规划，我想在座的都是成功企业家，我想问一下你们哪个企业在非常认真做的，就是我可以说清楚十年我企业经营规模是多少，十年我企业利润是多少，十年之后我管理团队人员是多少，十年之后企业技术创新拥有的专利是多少。但是，我可以这样说万科现在可以说清楚，可以说清楚不是因为我王石的引领，而是这样一个团队。我发现我跟他们有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我最后败下阵来。他们专业化的知识和职业心态，没有我们传统经济一些虚无的，缥缈的，好大喜功的东西。所以，我就想从整体上来讲，八十年代的企业家应该是退出这个历史舞台的第一线。那么，既然是天花板，他们要做什么呢？我觉得他们应该做几个转换。第一，他们要从学会赚钱开始转换到学会花钱。不是说怎么来讲赚钱，当然企业不会赚钱，根本存在不下来，我相信在上面25位我们评选出的这些企业家，他们如果不会赚钱，他们是没有资格来加入这个被评选的行列当中，更别说被评选上去。他们会发现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如何来把他们创造的财富用于社会价值的再创造，我不是鼓励说你一定要学会穿登喜路品牌的衣服，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也应该去，因为要享受生活但是，企业和个人创造的财富，对社会进行贡献。就是我们现在，包括中国企业家杂志所说的我们这个是企业公民意识，不仅仅是拿出钱来，而且更多用自己的知名度，影响力，对社会健康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的经验。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到大学去讲演和MBA学生去交流，把自己二十多年来企业的经验、教训和年轻人进行共享。就我个人来讲，我现在到各地方都问，你最近又登什么山，看到我不登山这个形象不行，已经登上珠峰了。山是要登，但是仅仅登山不够，作为一个企业家向运动家过渡是不够的，因为运动家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应该向社会活动家过渡。比如说2004年我觉得有几个事情非常有意义。第一，参加了我们首创刘晓光先生发起的阿拉善慈善基金，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今天晚上我作为主持人，请台湾知名文化学者龙永台女士来讲演。我还花了一些时间保护濒临灭绝动物的活动，比如说积极参与保护我们的国宝大熊猫，积极的参与保护现在濒临灭绝的叶面猴。我们八十年代的企业家二十年之后脑子里面还是赚钱，那么我觉得即使赚钱多了，但是对社会正面的效应就可能是要思考一下的。
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八十年代的渠道性，我们更应该积极的扶持、支持九十年代中小企业家，职业经理，让他们在第一线冲锋陷阵，在中国面临国际化挑战面前，去进行实现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而我们八十年代企业家更应该在社会活动层面积极扮演角色，当然了牛根生总经理刚才说的积极的社会活动，我们政治方面就不要多参与了，那个弄不好会引来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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