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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佳宾
本轮经济增长的几个特点
1998年以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发生了重大变更，我国经济增长随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改革的深化，主导产业的运行机制也相应地发生
了重大变化。因而，此轮经济增长表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
1、重化阶段特征明显
这次经济增长的重化工业带动特征明显。这是由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处的阶段和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重化工业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而加工工业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支柱产业。因而，工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引擎。从工业结构观察，重工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而轻工业处于下降通道。2004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稳定较快增长，重工业增长19．7％，轻工业增长15．6％，经济增长的重工业化特征比较明显。因而，这次由住宅和汽车消费需求引导的消费结构升级，带动重化工业的迅猛扩张。在此轮经济增长中，全国形成3000多个钢铁行业在建项目、300多个铝业在建项目、1000多个水泥行业在建项目，总投资已达6000亿元。因此，重化工业的投资增长速度达到一定水平，便会遇到不能同速增长的某些部门的限制。此轮经济增长必然会受到社会资源的制约，短缺部门与过剩部门同样会影响经济稳定。
2、资金投入依赖信贷
重化产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经济发展需要大规模资金支持。由住宅和汽车消费拉动的旺盛的市场需求，使得重化工业的扩张具有较高投资回报，因而，钢铁、水泥、汽车等部分行业吸引了社会投资。重化产业的投资规模的扩张，必将受到现有融资渠道的制约。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滞后，企业融资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2003年，银行信贷投放2．99万亿元，而证券市场筹资为800多亿元，分别占融资总量的85．1％和3．9％。这意味着中国新一轮快速增长主要是通过贷款实现的。2003年末金融机构流动资金贷款余额达10．2万亿元，与全年的ＧＤＰ的比例为88％。2004年6月末金融机构流动资金贷款余额达10．6万亿元，与上半年的ＧＤＰ的比例为90％。由于1998年以来一段时间，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政策鼓励企业投资，因而，资金密集型的重化产业投资规模扩张，获得了使用成本较低的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长期贷款利率水平比较低，企业愿意用中长期贷款投资。因此，在这次重化产业主导的经济增长中，金融机构的贷款平均期限拉长，隐含着长期风险的潜在提高。
3、民资主导投资增长
由于此轮重化工业扩张的市场规模和容量要比以往大，生产过程的迂回将会形成利润丰厚的中间需求。这会强烈地吸引的民营经济进入这些领域发展，民营经济因而成为此轮重化工业发展的重要投资主体。2004年上半年非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6．4％，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还快7．8％。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中，非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占了65％，成为以非国有经济投资为主体的经济增长高潮。在经济增长扩张的时候，民营经济的投资主体会充当领涨的角色；而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时候，民营经济的投资主体会充当领跌的角色。因此，民营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投资主体，也会引起经济波动或投资过热。
4、地方政府利益驱动
这次由重化工业带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发展经济动力。各级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增加财力的强烈愿望，竞相充当主导地方经济发展的经济活动主体。因而，地方政府不仅具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追求，而且左右企业追求市场利益行为方式，大大强化了地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由于地方政府可以依靠行政权力任意征用土地，土地成为各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最有效的资源。目前我国的土地交易在二级市场已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方式运作，而在一级土地市场上则基本上还是依靠行政命令以协议方式转让，我国至今有70％的土地供给仍然依赖于行政手段。同时，地方政府为了鼓励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往往给予企业过多的政策优惠，严重扭曲了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造成企业投资的要素成本、土地成本和环境成本严重低估，从而不适当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误导了企业的投资预期与投资决策。
5、内外市场相互传导
这次在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下的经济增长，导致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异常强烈。基础产业和重化工业正常运行所需的初级产品国内市场上紧缺严重，加剧了对国际市场上原煤、原油、铁矿砂、氧化铝和铜矿砂等资源的依赖程度。由于我国自然资源中油气资源和铜、铝、铁等矿产资源最为短缺，国内市场无法提供充足的资源，在国内市场上价格不断上涨，只能依靠进口解决资源缺口，从而使国内需求在一定程度带动了国际市场资源价格的上涨。
2003年，我国在原油、铁矿砂、氧化铝和铜矿砂等价格上涨情况下，初级产品资源的进口量分别增长了31．3％、20％、22．6％和29．3％。为此，我国在原油、氧化铝和铜矿砂进口时分别多支外汇30．6亿美元、4．5亿美元和2．4亿美元，分别占这些资源进口额的15．5％、32．8％和19．0％。由于国内外市场价格的相互传导作用，利用国际市场解决资源缺口的成本在上升，从而加大了国内资源紧缺的压力。原先利用国际市场资源平衡国内市场价格的企业，也纷纷转向国内市场。中国对初级产品资源的市场需求已经到了引人注目的程度，不仅影响国内市场，也影响了国际市场。
因此，此轮经济增长虽起源于消费结构升级，但产业结构变化的重化阶段特征明显。作为中间产业的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改变与住房、汽车等终端产业，以及能源、运输等基础产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房地产和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对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生巨大需求，从而打破终端产业和中间产业之间原有的供求平衡；而重化工业的加快发展也必然会对煤电油运产生巨大需求，从而也会打破中间产业和基础产业之间原有的供求平衡。
然而这次经济增长的问题是，煤电油运行业的价格受到政府部门相当程度的管制，而房屋、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受到市场需求的严格约束，因而无法依靠市场价格信号本身调节钢铁、水泥、铝业的高速扩张，其直接后果引发了煤、电、油、运供给的空前紧张。市场价格的快速上涨使得这些重化行业存在着超额利润，大量资本进入反而是一种理性的逐利行为。
因此，这次经济运行不仅要看消费资料价格上涨的幅度，而且要观察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因为价格传导机制由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传递到消费资料价格的变化需要一个过程，经济运行状况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察消费品价格是否发生变化。工业消费品价格总水平在不断下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基本没有传导到工业消费品生产。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处在重化工业阶段，中间产业部门迂回程度的提高，具备了吸收价格的功能。这反映了消费品市场化约束程度较高，以及投资品和消费品之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这次宏观调控的重点：资源配置向消费倾斜
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过去卖方市场条件下，绝大部分投资品与消费品供不应求，经济运行失衡意味着社会资源的供给无法满足消费和投资两者的总量需求。因而，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总量上控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者的增长。而如今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绝大多数消费品和投资品供过于求，经济运行失衡意味着社会资源的供给没有实现消费和投资之间的有效配置。因而，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从结构上调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长的比例。因此，这次宏观经济调控最有特色之处，不在于社会需求方面的全面紧缩，而在于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松有紧。
中央这次宏观调控，从短期来看是为了遏制重化行业低效投资的过度扩张，防止经济运行出现起伏；从长期来看是为了消除导致经济粗放增长的体制障碍，促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因而，这是一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实现远近标本有机兼治的松紧适度的宏观调控。
我国人均ＧＤＰ已达1000美元，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代表消费升级方向的汽车和住宅产业的快速发展，必将带动资金密集的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由于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经济发展的重化工业特征明显，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必然随之加大，这标志着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升周期的提速。
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增长推动，而消费需求增长乏力。200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比增长26．7％，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9．1％。2004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26082亿元，同比增长28．6％；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5249亿元，同比增长12．8％，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经济运行显示，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持续多年大大超过消费需求的增长。我国的投资率逐年上升，而消费率却逐年下降。2003年我国消费率仅为55．4％，是1978年以来25年里的最低水平。在经济运行中，投资比例过高，会导致企业投资规模过大，许多投资品供不应求；消费比例过低，会出现居民购买能力不强，消费品普遍供大于求。这反映了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背后经济总量和结构的矛盾。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投资每增加1％，可以拉动ＧＤＰ增长0．2％；而居民消费每增加1％，可以拉动ＧＤＰ增长0．8％。因此，我国必须将消费增长作为拉动经济的根本动力。从长期看，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将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以投资增长为主导，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因经济运行中生产迂回的程度提高而得到强化。近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投向基本建设和住房开发，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中两者合计占了76．7％。由于大量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拉动，生产资料需求的大幅增长，引起生产资料价格的攀升，生产资料供应的短缺又刺激了生产资料投资增加，从而造成固定资产的过度投资。由于国内的投资需求无法及时转化成消费需求，大量投资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就会在重工业内部出现封闭循环的可能。重化工业和基础产业的相互拉动，造成投资需求的急剧扩张。投资的快速增长带来的是中间需求，而消费的增长带来的是最终需求。只有实行消费拉动，扩大消费需求，以消费需求增长才能有效带动投资需求增长。
实现消费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关键是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是因为影响我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占大多数的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广大农村人口缺乏消费能力。由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者，低收入者很多消费需求远没有得到满足，收入增加后必将明显地提高其消费支出，而高收入者的多数消费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增加收入后，可能仅仅增加其储蓄。这说明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因此，中国只有普遍提高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形成一个足够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才能迅速形成更大的现实消费能力。
（作者单位：北京特华博士后科研站，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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