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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妙发
最近，联合国安南秘书长向第59届联大提交了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报告，标志着联合国的重大改革由此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这份报告是由16位各国前政要组成的高级名人小组的心血之作，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
钱其琛也在其中。他在今年4月杭州召开的名人小组和高级专家、学者关于联合国改革的会议上所作的闭幕发言，明确提出解决世界贫困问题是联合国的首要任务，安理会的改革固然重要，但决非联合国改革的全部，并提出联合国改革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和高度赞扬。名人小组组长、泰国前总理阿南指出，这一充满哲理、思想深邃的演讲是中国对联合国多边外交做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后，逐步地、积极地融入联合国多边外交的舞台。
1971年，中国登上联合国的舞台后，一开始只参加安理会和联大七个委员会的工作，除非殖民化特委会这一常设机构外，中国代表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集中研究联合国的各种议事规则，以便做好我们不甚熟悉的各项合作。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代表出现在联合国各个重要的常设委员会，以及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在内的24个联合国专门机构中，他们精湛的业务和熟练的外交谈判技巧，使许多国家刮目相看。中国在联大一委所提出并获通过的裁军决议，由于内容专业、扎实至今还为不少国家所称道。中国副秘书长唐明照、毕季龙和谢启美所领导的非洲殖民化和经济发展部门卓有成效的工作，获得了加利和德奎里亚尔两位秘书长的通报表彰，这在联合国的历史上不仅少有，而且十分突出。
安理会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巴拿马和奥斯陆召开的非殖民化问题会议，中国代表黄华出席并发表重要演讲，引起拉美和北欧舆论的高度重视，认为中国人用智慧和正确政策拨动了当地民众的心弦。乔冠华团长在安理会关于安哥拉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发言，使不少非洲政要迄今仍深为敬佩，认为乔团长的远见如被接受，安哥拉就不致发生长达几十年的惨绝人寰的内战。
在联合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召开的第七届特别联大上，邓小平团长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不少具体方略和主张，均被吸纳在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之中，作为经典文件保存在联合国巨大的档案馆里，经常被各国外交家翻阅和参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召开的海洋法会议、坎昆会议，中国领导人亲自出席并发表政策主张，都被采纳在有关决议和条约之中，作为处理海洋争端的法律依据。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典上的演讲已被永远载入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史册。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中国代表团提出并获通过的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第1514号决议更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广大国家所肯定，认为这是中国和广大中东地区人民团结一致、抵抗单边主义的范例。中国在人口、环保、儿童等领域做出的贡献，已被联合国先后授予大奖。
中国维和部队勇敢无私，先后在柬埔寨、刚果洒下了鲜血。烈士墓前堆满鲜花，是对中国多边外交的最高褒奖。中国在联合国多边外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执行中国正确外交政策和方略的结果。广大发展中国家表示，“中国谦逊、睿智的表态，合理、务实的提议，既坚定又灵活的策略以及中国维和部队忘我的情操，都赢得了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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