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明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基础上开始的,今天中国还有8000多万的文盲。正是这种沉重的人口负担以及薄弱的科技知识基础,决定了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漫长历程当中,强烈地感受到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的沉重负担。
同样,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今天能够与世界产业结构对接,承接到世界工厂这个角色,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幸运了。
今天中国承担的仅仅是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当中转移出来的一部分。从广东、浙江、江苏可以看得很清楚,不就是家用电器、服装制衣吗?如果要说在软件出口方面,不用说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连印度都赶不上!正因为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就只有追赶,而不是试图跨越式发展。
同样,要说先进意义上的世界工厂,依然不在中国,而在美国,在欧美、包括日本等这些发达国家。中国的比较优势不是劳动力低廉,而是已经不可遏制、不可逆转的改革与发展的潮流,以及全国人民当中涌动起来的向往财富、向往幸福的心理态势。我们今天的竞争优势不能仅仅建立在所谓的比较优势上,给广东带来这么大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维系了,民营企业家们要看到这种大势所趋,要更多地寻找竞争优势,而不是简单的比较优势。
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使得当今的世界工厂更具有开放性。高端的在美国、欧洲、日本,中低端的在中国,包括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使得今天的世界工厂更具有结构性、立体感,不是单一国家的一种现象。为了更好地利用这样的发展机遇,我们应当看到有很多要紧的事要去做,比如国有企业改革,11万亿的国有资产只要能够很好地利用,17万国有企业只要很好地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一级的农民怎么转换成市民,这都被世界经济界、观察家看作是人类社会最宏大的变化。
为此,我们也确确实实要做出很多的调整,因为全球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都是以装备制造业为产业的。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包括广东在内仅仅处于耐用消费品的加工装配阶段,所以广东的产业结构要升级,但也面临着人才缺乏问题。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像日本、韩国那样能够整合各种资源、开拓国内外市场的战略企业家。目前中国有着13亿人口,但各级各类的企业加起来才3000万,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是异常短缺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缺乏能够整合各种资源并与国际市场合作的战略企业家,这类战略型企业家的出现只能更多地期望于民营企业。(作者为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本报记者 何晓晴采访整理
(日京/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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