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资源部11月26日公告了第一批通过规划审核的52个国家级开发区。据了解，这是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部、商务部等部门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商务部《关于清理整顿现有各类开发区的具体标准和政策界限的通知》等文件，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过清理整顿后，通过审核首批可以恢复正常的建设用地供 应。据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一次清理整顿开发区是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的重点工作，推动土地市场有序、规范发展、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有效手段。可以说，包括此次开发区清理审核在内的系列土地政策如土地垂直管理、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须公开交易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管住了土地，其更进一步的重要意义则是增加了国家调控经济结构平衡发展的手段和力度。

    刘福垣认为，之所以强调土地在调控政策中的重要性，是有着深厚社会和经济发展背景的：

    首先是我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矛盾亟待突破。基于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矛盾有着较为深刻认识，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城乡两元社会结构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到非农领域，不能充分就业。所谓三农问题本质上也是就业问题。不解决就业问题，小农生产方式就不能得到改造，全国的现代化就不能实现。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化农民为市民、城乡一体化、现代化都要在充分就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上看，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总量上是否过热，而在于在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中，社会结构性矛盾即城乡二元化结构发展失衡未得到有效调整，整体的经济并没有实现有质量的发展。这一结构矛盾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调整，反过来将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引发更深层次的经济甚至是社会问题。

    其次，无论是突破这个结构矛盾，还是按照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我国以城市化为主要模式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必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总体目标亦要求“十五”期间城镇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要各达到4000万人，平均每年应该有将近800万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去并成为产业工人。刘福垣则进一步分析认为，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还是三七分成，其中的三分是城市工商业，目前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七分是落后的农村农业，其中还有22.5%的人口连自给自足都未能实现，这个社会构成比重大约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构成的倒数。应该承认城乡发展失衡与当前经济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是突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每年需要转移农民总数的1到1.5个百分点，并要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实际上，当前我国农民在推动城市化建设中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力量，有数据显示我国已经有1.3亿农民离开土地，有超过9000万的农民开始在城镇稳定的生活。而这些农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产业转移，希望得到就业岗位、合理地流动收益、低的居住成本。如何让农民工稳定下来，不再成为流动于农村和城市的“候鸟”，克服民工潮和民工荒等现象都成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再次，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将左右着产业结构直至城乡结构的均衡发展。有关资料显示，从1996年到现在七八年时间里，我国因为扩大城市建设减少了耕地1400万亩。然而，这些被大量圈占的土地，特别是一些享受了各种优惠政策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并未完全用在提高就业、增加税收及调整城乡结构的产业上，单位面积土地上吸纳的就业量和税收收入远未达到城区的平均值，一些作为政绩工作和形象工程的楼堂馆所的建设直接就是对土地资源的浪费。可以说近年来农业用地的减少并未带动相应农民的减少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在此轮调控政策中，国家通过对土地掌控后，土地作为城市化的基础性资源，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就应起到应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前不久举行的市长论坛中，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大的城市群对整个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50%以上，例如纽约、芝加哥、洛杉矶3大城市群对于美国整个GDP的贡献已经达到65%，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对整个GDP的贡献更是达到75%，而我国最大的3个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对整个GDP的贡献只有38%。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建立几个甚至十几个大的城市群，依托城市进行集约性发展，整体国民经济才会实现效率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同时他特别强调，在城市化或城市群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断地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以扩充和挖掘城市能量。刘福垣提出，在城市化过程中新增建设用地的同时，可以明确优先发展适合我国经济实际情况的、利于扩大就业的产业，加强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对于新增加的建设用地，其单位面积上的就业量和税收收入应成为其主要的考核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