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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叫停对华ODA，虽有正常的理由，但选择目前的敏感期来宣布，不能说和政治无关
11月2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出席东盟和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时表示，日本将完全终止实施多年的对华ODA。小泉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顺畅，对华ODA该毕业了。对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表示，日本的借贷援助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日方的停援不会影响两国关系。
虽然历史上总的日元贷款累计有3万亿日元，但现在每年实际上只有10亿美元左右。停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微弱的。
虽然近年来日本国内关于停止对华ODA的呼声不断，ODA也呈逐年减少之势，但日本政府首脑公开宣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完全停止，这还是一个最新的动向。
ODA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简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于对抗前苏联的战略考虑，中日关系经历了一段“蜜月期”。大平正芳曾在1972年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内阁担任外相，一直奉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日本对华ODA就是从1979年的大平正芳内阁开始的。
当年日本对华援助源于三重目的：
首先期待援助能有助于解决两国的历史遗留问题。1972年中日签订外交条约时，中国决定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而日本承诺经援协助中国经济建设。但是事实上，日元贷款和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ODA对于解决两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
第二，是帮助日本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日本对各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经援项目，大部分都附带着有利于日本企业的条件，尤其成为建筑业、重工业对外伸张的向导。在上世纪80年代，日元贷款为日本产品独霸中国市场起到了铺路的作用，汽车、电子产品充斥中国市场。从2001年开始，日本提出“对华经济协力计划”，对华ODA的重点从以往重视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转向环境保护和能源开发两项。中国的环境问题如沙尘暴，对东方近邻有着直接影响，而能源开发也涉及日本的命脉。因此，对华经援有着为其本国利益服务的战略性质。
第三，是影响中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1992年，日本内阁制定了新的ODA大纲，规定了要避免使ODA用于军事用途、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和人权状况等政治原则，ODA开始被附加上了很多政治条件。1995年，日本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一度停止了对华无偿援助，甚至扬言减少贷款。
ODA的主要部分是日本政府的低息贷款，还包括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在1980年的对华ODA中，低息贷款是660亿日元，无偿援助是6.82亿日元，技术援助是5.64亿日元。2001年这三个部分分别是1613.66亿日元，63.33亿日元，77.77亿日元。总体来讲，需要偿还的低息贷款都占了ODA总额的90％以上。这些贷款的利息率在0.75％到2.2％之间，期限为30年，并可以延长。
1979年以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援助国。日本政府先后向中国提供了2.9万亿日元规模的ODA援助，占中国接受外国官方援助总额的60%。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日本的ODA资金占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40%，主要的建设项目都有ODA的参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ODA资金一度占到了中国国内投资总额的23％-24％。
1999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兆1377亿元，而ODA的累计额超过中国国家年财政的一半，可见规模之庞大。
当然重要的还不仅仅是数额，不仅返还时的利率、期限等都对中方相当有利，这种低息、长期贷款促进了中国的铁路、机场、港口、道路、通讯设施的修建。而且政府贷款还包含着实施过程中有关实地调查、使用项目的技术援助、人才支援等附属援助，而不单单是资金贷款。
因此，25年来，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资金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日本经援对于中国经济建设确实起过巨大的作用。1998年，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时，曾对日本的援助表示感谢。
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和不正常，已经对两国间开展大型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产生了影响，最近日本的一些公司已经感受到了情绪化倾向对日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
但ODA援助并非“免费的午餐”，也不是单纯的一方受益，而具有“双赢”的特点。
例如，日本的一批企业是从ODA项目中拿到了不少合同，所以有一种说法是ODA挽救了日本的一批濒临倒闭的企业。提高中国的基础设施也促进日本在中国投资获益，例如日元贷款帮助修建秦皇岛码头，就是为了帮助中国对日本的煤炭出口。而且在提供日元贷款的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加条件。最常见的就是希望中国能用日元贷款购买日本企业的机械和原材料，从而会使部分资金回流到日本企业，也帮助日本企业打进中国市场。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ODA的作用逐渐在减弱。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不断增多，现在每年有500亿-600亿美元，而且很多重大项目都是自筹资金。所以日元贷款在国内建设中的比例逐年下降。与此同时，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十年”，2001年经济呈现负增长，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日本对华ODA数额逐渐下降，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减少。日本外交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只有1080亿日元，约合10.5亿美元，比2001年的一半还少。
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的解释。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日经济实力格局的改变，中日战略上的矛盾冲突日益增多，日本开始把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这导致ODA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此外，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友好局面不同，日本政坛总体上保守化、右倾化。原来的一些和平势力和对华友好势力开始衰退，制衡作用逐渐消失，批评中国的声音在日本政坛就形成了共鸣。日本媒体在ODA问题上不正确的宣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使日本民众相信，20年来日本无偿送给了中国3万亿日元，而中国政府对ODA问题宣传很少，中国人对日本的资金援助从来“不知感激”（实际上ODA大部分是贷款，而且中国都在按期还款，并非无偿援助）。这更加剧了日本国内的停援呼声。
同时，日本用ODA这张牌来影响中国周边环境。据《印度时报》报道，从2004年起，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对日本的最大受援国。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把印度看作继中国之后21世纪的另一个巨大市场。另一方面，和印度搞好关系可以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且，最近日本、印度、德国、巴西已经在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方面结成了同盟，誓言共进退。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过程中，需要印度助一臂之力。
从日本一些政治家在其国内各种场合的主张判断，日本至迟在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后，就会停止对华O鄄DA。虽然历史上总的日元贷款累计有3万亿日元，但现在每年实际上只有10亿美元左右，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可谓杯水车薪。因此，停援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微弱的。
近几年，中日关系呈现出“政冷经热”的局面。一方面，双方的政治关系一直处于不融洽的状态，中日两国元首之间的互访已经中断了3年今年的“新历史教科书问题”、东海划界事件、所谓中国潜艇进入日本海域事件、俄罗斯输油管道走向之争等问题都给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蒙上阴影。另一方面，双边的经济贸易关系照样发展，尤其是在2002年两国的贸易额超过1200亿美元。
一些乐观的意见据此认为，中日之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可以分开，政治冷不会对经济热产生大的影响，但是实质上却不是如此。
首先，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和不正常，已经对两国间开展大型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产生了影响，比如在互联网上几万人签名反对引进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不管这种做法对不对，至少说明政治关系不好已经给两国的经济合作蒙上了阴影。现在日本宣布停止对华经济援助，虽然也确有正当的可以理解的理由，但偏偏选择目前的敏感期来宣布，就不能说和政治冷无关。
许多在中日之间谈不拢、谈不好的问题，在有韩国加入的场合就好办多了，而这种效应也体现在中国、日本和东盟之间。中国、日本、东盟的三边互动成为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新特征。
其次，由于政治关系不好，在中日两国都出现了强烈的厌恶对方国家的情绪化倾向，如果听任这种情绪发展，很可能会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最近日本的一些公司已经感受到了情绪化倾向对日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
再者，随着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日趋紧密，难免会发生一些摩擦，而在政治关系不好，双方缺乏信任的情况下，经济贸易摩擦就会很容易上升成政治问题。此外，经济全球化是企业选择国家的时代，现在大批日本企业到中国来从事经营活动是因为在中国从事经营活动比在日本国内有利，如果由于政治原因使在中国从事经营的日本企业感到难以忍受的“非经济风险”，他们完全可能转而选择风险更小的国家去发展。
如何才能打破中日政治关系的僵局，最近中日两国的人士都有很多的建言。关于靖国神社的问题，自民党的实权人物提出让靖国神社成为特殊法人，把甲级战犯和一般阵亡者分开祭奠，乃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案。
2003年10月中日韩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第五次会晤，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上周，中国总理温家宝赴老挝出席中国东盟峰会和中日韩峰会。不难发现，中日韩三方的合作给中日两国合作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平台，中日韩三方宣言给打开中日政治关系的僵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路，比如“增加青年和青年领导人之间的交往”、“积极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在开展文明对话方面加强合作”等等建议完全适用于中日关系，许多在中日之间谈不拢、谈不好的问题，在有韩国加入的场合就好办多了，有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居间效应”，而这种效应也体现在中国、日本和东盟之间，中国、日本、东盟的三边互动成为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新特征，东盟居间中日的局面形成，使中日之间多了一条间接联系的桥梁。
本报记者 廖方整理
（晓航／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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