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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锫坚 北京报道
今年3月，他离开华纳唱片，自立门户成立太合麦田。10月，他用八位数的天价收购刀郎的新技术版权和红星唱片的版权。这样，他手里已掌控内地艺人的新技术音乐版权的半壁江山。在他眼中，网络和无线技术将给内地音乐的生产和购买方式带来革命。“别人介绍我时，老说音乐人、制作人或经纪人，我都不喜欢，我就是一商人。你就说我的头衔是太合
麦田公司董事总经理就行了。”宋柯的直爽和清醒一览无遗。按高晓松的说法，唱片业的主导者经历了手艺人(鼓手、吉它手)、文化人到商人三个阶段。而宋柯恰好经历了三种角色的转变，这也许是他在唱片业幸存的最大的原因。
在他眼中，新的技术平台必将会改变现在的唱片市场，而且是一场革命。其实，从创立麦田音乐开始，宋柯就多次为乱糟糟的唱片业带来新气象。从1996年最初与上海声像之间形成的制作公司与发行商的合作，到麦田以独立厂牌加盟华纳，再到最近与新技术公司商讨合作，宋柯的几次举动都领行业之先。在采访中他多次提及版权对一家唱片公司的重要性，在唱片业的潮起潮落中，他一直牢牢攥住版权。
初显身手
高晓松进清华时，宋柯已经毕业，但威名犹存。“在大草坪弹琴唱歌，我必唱《一走了之》，就是宋柯写的。有次听人说宋柯回来了，在校门口喝酒。我记得是冬天，还哈着气。隔着玻璃看见中间一人和大家觥筹交错，一派大哥样儿，那就是宋柯。”高晓松说。
宋柯也承认，在清华上学时他就是一个出名的大玩闹。唱歌的、踢球的、喝酒的、打架的，都对他有印象。但宋柯的轨迹和音乐一直没什么关系，1988年毕业后去深圳一家外企打工，1990年出国，在美国德州农机大学(Texas A＆M)读了两年。多年后高晓松在国内见到宋柯时，见他提一皮箱，到处卖银首饰。“后来我们过从甚密，有次我去他家，屋子里乱七八糟的电吉他、效果器。原来他听的唱片特别多，看来还是热爱音乐。”
宋柯根本没想到自己会闯入唱片业。“1996年高晓松把我拽到这一行，我们成立麦田公司，做《青春无悔》。后来一算账，还真能赚钱。本想捞一把就跑，高晓松说你跑不了，这行就跟鸦片一样，一沾就上瘾。果真这样！”
一般来说，唱片业按版税结账，比如一盘卡带的零售价是10块钱，那么制作公司从中拿到一块五到两块的版税，发行公司、批发和零售商获得其余部分的利润。“《青春无悔》正版卖了40多万张，大部分是卡带。加上CD版税和海外版，差不多收回70多万。而投入全加起来不到40万，所以毛利率百分之百。这样看来，唱片还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宋柯说。
高晓松的个人声誉，为麦田的起步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校园民谣1》到《恋恋风尘》，我都是一个销量旗帜。做《青春无悔》，上海声像预付了20万张版税的钱，连歌都没听，他们就把钱打过来了。”这种信任，促成了上海声像出版社对唱片制作环节进行投资。1997年3月，上海声像和麦田音乐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结成一个品牌，叫“声像·麦田”，在唱片制作上各投一半，当时在业内这是史无前例的。
宋柯认为，在资金上有了一定保障后，麦田可以安下心来做音乐。上海声像预付的资金，用做筹备朴树、叶蓓和尹吾的专辑。按发行公司的数字，朴树第一张专辑《我去2000年》卖了50多万张，加上叶蓓的《纯真年代》，一共60多万张。这个模式为双方带来很大收益。
不过宋柯逐渐意识到，版权才是一个唱片公司长久的生命力所在。按照双方的合作协议，唱片的版权其实是各占50%。如果麦田今后要发展，容易受到牵制。宋柯后来“节衣缩食”，把50%的版权买了回来。“现在算起来，当时花的代价不高，具体数目不太好说。当然上海声像也觉得很合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棋。如果没有这些专辑的完整版权，日后麦田与华纳的合作必然会遇到很大问题。”
加盟华纳
从1997年到1999年，内地唱片业经历了三年寒冬。高晓松说，盗版和自费歌手两头夹击，几乎把整个行业给毁了。“猖狂的盗版简直就像恶梦一样。自费歌手，就是那些想当明星，弄几万块钱就出单曲的人。他们严重排挤了正经歌手的作品在电台的播放，而且让制作成本成倍提高。”在这种恶劣环境下，麦田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提前撤出的高晓松称宋柯“真够忍辱负重的”。1999年宋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不少钱才能维持公司的运转。“欢哥(刘欢)慷慨解囊，支援了我们一把。”他已经在考虑把公司关了，还偷偷地给一些公司投简历。“有个荷兰的钢铁公司让我做首代，年薪8万美金。干上两年，估计能把债还清。和同龄人比，到那个岁数，我是最不靠谱的了。感觉你选错了一个方向。我当时在家面壁三个月，也不去公司。但人可能就得扛一下，后来形势出现转变。”
当时有人传言朴树与麦田的合约到期，许多公司来和宋柯谈朴树转约的事情，包括国际五大公司(BMG、环球、索尼、百代、华纳)和滚石。在多次对谈中，宋柯想到，其实不一定要把朴树转约，可以让麦田整个公司和某个大品牌合作。最终的选择是华纳。
在与华纳的许晓峰谈了两个晚上后，双方就在价钱、模式方面达成了共识。许晓峰从1990年代初就代理五大唱片公司在中国的版权，1999年他说服华纳唱片进入中国，自己也成了华纳中国的总经理。2000年2月双方正式签约，麦田成为华纳旗下的加盟独立品牌，宋柯本人成为华纳中国的副总经理。“两家公司在股权上没有关系。麦田系的朴树、老狼和叶蓓的唱片合约全部转给华纳，经纪合约按合同商定，华纳占51%。这个合作关系，直到今天还在维持。”这也是五大唱片和国内公司首次进行如此深层次的合作。宋柯指出，最重要的东西——版权他没有卖，只是交给华纳代理。“这是麦田到今天价值越来越高的一个关键因素。”
音乐营销服务
朴树的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官方的数字是80多万张。它终于证实，中国的一线歌手不再需要春节晚会、影视剧才能卖唱片。除了唱片制作，宋柯和许晓峰在商务拓展方面有了很多新想法。“过去唱片公司只卖两个东西，一是版权，即唱片的版税；二是艺人演出，为公司代言等等，这都是很直接的销售。除了这两者，我们利用自己的市场营销系统和媒体资源，可以让客户掏更多的钱。”华纳和搜狐的十城市巡演、统一冰红茶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与m＆m＇s牛奶巧克力和湖南卫视做的“艺星制造”，都是这方面的范例。
2004年2月，宋柯离开华纳，加入太合传媒公司。太合以2000万元与宋柯及其拥有的麦田音乐建立了一家新的唱片公司——太合麦田，宋出任董事总经理。创立太合麦田后，宋柯的音乐增值服务又上了一个台阶。受体育营销公司的启发，他把这个工作称为音乐营销服务。他认为，在未来，只要掺杂有娱乐内容的市场和公关行为，很难有公关公司可以和他们竞争。“你看摩托罗拉7月和我们做的那个活动，号称今年最时尚的Party。所有的腕儿都在，玩得也很hi。音响、舞美都好，客户都特别满意。它得到的回报是《北京晚报》整版、《北京青年报》半个版的大幅报道，比一般公关公司可强多了。”
太合麦田其实是三个公司合在一起：唱片公司、艺人经纪和娱乐公关公司。从目前的经营来讲，唱片制作好像成了市场部的一个环节。当然这也给唱片制作很大空间，不会承受太大的赚钱压力。他一直认为，娱乐行业，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行业。如果不敢在制作上投钱，艺人不可能红，唱片不可能火。太合麦田的唱片，宣传费用是制作费的三到五倍。比如制作费50万，市场营销费用大概在150万到200万。“其实，全世界的唱片业都这么干。但我们中国不敢投。因为所有人的概念是，你投的所有市场费用，都是给盗版商做的。但你不可能拉着盗版商同归于尽，他永远比你长命。”
新技术平台
对传统发行渠道的极度失望，让宋柯坚定地投入新技术的怀抱。宋柯说，太合麦田没在传统发行渠道方面花费一分钱。“因为这个渠道烂得一塌糊涂。相互之间的三角债，一万个角的债务关系。发行商、批发商、零售商之间没有信誉，没见过任何一个行业的退货会这么无序。你会发现，零售商好像不愿意卖东西。”
宋柯目前最为关注的是新技术平台，他大胆预测，中国流行音乐的消费，会从唱片销售改成单曲销售，通过新技术实现。“比如我们就定一块钱人民币下载一首歌，你会发现老百姓高兴多了。而且很方便，不用去唱片店挑半天，我喜欢哪首就买哪首。”“其实唱片行业有点强买强卖的味道。比如我就喜欢朴树的一首歌，我还得去唱片店买十首歌回来听，花10首歌的钱。”
新技术带来了单曲版的可能性，网上的歌曲可以一首一首的下载，而且小额支付问题已经解决，手机收费和网上银行都比较成熟。“现在的问题是，所有唱片公司都不相信Mp3。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服其他同行，把所有的版权放到新技术平台上，又能从法律或其他营销模式上击溃盗版下载，或者至少抢回来一些市场份额。”宋柯眼中闪光。
他最近和各大移 动运营商及网络运营商在商讨合作。“很多新技术公司的老总都出自清华，其他人也多是工科背景。我和他们沟通比较方便。”宋柯的这种背景，的确是他在音乐圈里比较独特的一点，别人很难模仿。
太合麦田在今年10月底的大手笔显示了宋柯在新技术领域的决心和魄力。他们以重金收购了刀郎全部歌曲在新技术领域(网络、移 动通信平台)的版权。还将著名独立音乐厂牌“红星生产社”所有歌曲版权收入囊中。“版权就像在银行里放了一个会生钱的玩意儿。这个行业每膨胀一个层面，版权的价值就会被放大相应的倍数。”
“新技术太好了，基本上没有生产成本，节省了很多环节。中国移 动、中国电信，就是百货商店，出租店面。我把东西往上一搁，唱片公司、电信、SP该拿多少钱，很清楚，很干净。”宋柯把太合麦田定位为主流的唱片公司，底下将有多个厂牌，比如麦田继续做人文的音乐，红星继续做摇滚。一个新的品牌“三里屯音乐”，将集中推出一些酒吧歌手，出情人节合辑、贺岁专辑。“这可能是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东西。做娱乐行业的人必须明白这一点。我们的口号是，为人民的娱乐服务。”
(本报记者叶滢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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