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强势美元政策下 中国如何破解美元阴谋

    “新强势美元”政策下的美元持续贬值

    《中国经营报》：今年美元的价值相对于欧元下降8.3％。从布什2001年1月担任总统以来，美元的价值对欧元损失了21％。美国为何坚持其“弱势美元”的政策？这是否会动摇其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

    甘当善：1996年美国经济处在强势发展期，当时美国曾经要求其他发达国家配合其实施“强势美元”的政策。但最近几年美国经济增长乏力，为了改善其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局面，缓解国内经济形势，美国政府客观上要求美元贬值。当然，美国的这一政策遭到了许多相关国家的反对。美国领导人也表示会“坚挺美元”，但事实上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美元的价值相对于欧元已经下降到如今的1.32美元兑1欧元。美国宣称，自己实行的是“新强势美元”政策——由市场决定美元的相对价格。只要美国的经济可以承受，那么这样的汇率政策就不会改变。

    孙立坚：美国政府宣称，美元贬值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实质上，美国实施不干预的软政策，怂恿美元持续贬值。如果美国还能保持世界经济大国的责任心，应当改变这种政策，引导全球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弱势美元政策短期内不会动摇美国的经济地位，却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改善美国企业的业绩，从而对美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由于美国的经济体系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因此只要持续的弱势美元政策没有极大地冲击美国的资本市场，这种政策就不会改变。

    人民币深陷“美元阴谋”

    《中国经营报》：由于中国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美元持续贬值等同于人民币贬值，人民币受到巨大的升值压力。有人说，美元贬值使得中国“搭便车”，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政府主导下的一场“美元阴谋”？

    孙立坚：国际上确实有这么一种说法，从长期来看，美国一直在担心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惜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各种手段打压中国，以此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由于中国当前金融体系制度性的缺陷，使得美国可以把美元贬值的注意力引向中国。“9.11”和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感到其对于盟友的地位正在动摇，也开始反思其“举债”发展经济的模式，弱势美元政策正是措施之一。当前，我国周边的国家对于人民币不升值政策不理解，甚至和美国等其他国家一起形成合力，给当前的人民币形成巨大的升值压力。

    甘当善：尤其是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很快，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始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市场上预期人民币升值的气氛空前浓厚。

    肖耿：其实，最重要的方面反而是欧洲和日本。由于美国政府一直纵容美元的持续贬值，对于实行“盯住美元”政策的中国来说，也就相当于人民币贬值。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意味着欧元和日元的持续升值。如果人民币承受不住当前的压力被迫升值，最受打击的是国内那些开放程度较高、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行业，因为这些企业的产品价格已经基本上是国际市场的均衡价格，因此将更多地承担汇率变动的风险。对于开放程度较低的企业来说，会存在汇率变动的“滞后效应”，但从长远来看，很可能意味着产品结构不同的产业间的资源重新分配。

    “弱势美元”破解之道

    《中国经营报》：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重申，“中国不会迫于外界压力对人民币重新估值”。但在美元持续贬值的状况下，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中国企业应采取什么样的应对之策？

    甘当善：对中国企业来说，美元的持续贬值造成人民币事实上的疲软，短期来看对出口企业有好处，但其他国家对于中国企业的反倾销等贸易保护行为也开始抬头。企业只有提高自身产品的品质和品牌，强化国际竞争力才可以应对这种汇率风险。

    孙立坚：目前我国执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出口企业创汇之后，必须把外汇兑换成人民币。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以及银行的汇率风险意识淡薄，央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变动风险。

    美元持续贬值，可能会使得部分企业的贸易行为短期化。企业可以开展远期外汇交易，锁定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还可以通过“逆向操作”的办法，通过提高出口价格来弥补汇率风险。同时，企业也可以与贸易伙伴选择结算币种，比如主要面向东南亚出口的企业，完全可以指定人民币结算，降低汇率变动风险。这在国际贸易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汇率风险规避方式。但是从长期来讲，中国企业需要从粗放型的低价竞争，转向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产品结构的转换才是根本的应对之道。

    肖耿：汇率的本质也就是国际贸易过程中各个国家之间的市场价格相对关系，因此汇率问题和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程度密切相关。同亚洲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一直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有内在的逻辑和道理的。中国自身的市场经济体系远远没有完善，价格信号并没有能够完全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国内产品市场的价格与国际市场还没有接轨，需要以美元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价格参照系。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国内大多数市场主体并没有“汇率风险”这样的意识。由于中国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很多人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资产，包括个人、企业、商业银行甚至政府在内，相关各方并没有具备成熟的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在当前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贸然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最后得利的将是国际对冲基金。如果短期内开始汇率市场化，中国正在进行的“价格市场化”的过程将会被打乱。中国政府的这种表态，是希望消除目前汇率政策上日益积累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营报》：我国的人民银行以及相关政策制定者应当如何作为？

    孙立坚：根本的问题是如何降低我国经济对于“外需”的依存度，使得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外需”转向“内需”。当年东南亚国家最初也是发展制造业，吸引了大量的ＦＤＩ（外商直接投资）；但之后随着“制造中心”向中国等国家的转移，外资大量撤出当地，破坏了当地的制造业基础，这些国家转向发展金融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但最终难以承受国际汇率变动的风险，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因此我国必须加快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但决不能像当年的东南亚国家一样，在改革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贸然改变汇率基础。近期我国领导人的表态，对于当前流入中国的大量热钱，无疑将起到“镇压”的作用，从政策面上打压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从微观层次来讲，政府需要引导消费者行为的转换，引导当前中国居民保守的储蓄行为转化成有效的投资行为，这也对我国金融服务业的深化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甘当善：对于国家来说，最近企业加快结汇，居民个人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银行的美元存款额急剧下降，人民银行的美元资产和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这也意味着，我国货币供应量需要大幅度增加，这与我国今年开始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央银行实施的货币、信贷、利率的“从紧”政策产生了矛盾。

    中央银行及外汇管理部门需要对我国的外汇储备、货币投放、国际收支加强管理。首先，中央银行需要公开市场操作，通过发行国债和票据交易回笼货币，同时调整外汇储备结构，适当增加欧元等币种的持有比重。其次，我国开始执行对外汇流动“严进宽出”的政策。例如最近一段时间国家对外汇的流入取消了优惠政策，对外汇的流出实施鼓励政策，从而阻止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疏导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尽管“中国不会迫于外界压力对人民币重新估值”，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迫切需要加快改革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这也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