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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一直是普通百姓心中的痛。因为房价太昂贵，房价与收入之比超过了12，老百姓长期或者大半辈子就要为房所累了。居住条件决定生活质量，房子越昂贵，业主生活质量便愈低下，“工作着是美丽的”也成为一句美丽的谎言，“房子”于是超乎寻常地异化为一种宗教了。比如在京城，只要有了房子（当然不是按揭贷款的），你就可以开心地工作，八小时之外过得有滋有味。如果有两套以上的房子，你简直可以高枕无忧，靠收房租过着“食房者”的生活了。
住宅市场化后，商品房就有了两重属性：投资与消费。投资者或为发展商（生产商）；或为中间商，即低买高卖或买后出租，而房价非正常走高，更多的是投资者的功劳。房子一旦成为一种资本，具备投资性质，“炒作”就成为一种市场必然。而投资者赚的钱从何而来？当然只能从消费者身上来，因为价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投资者希望价格增长，消费者希望价格下降。
房价和收入成正比，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房价上涨的速度大大快于个人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个人的心理极限，就要引起注意了。另一方面，房价降低也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比如1997年后的香港。
商品的均衡价格永远是合理的。但均衡价格只是经济学家的善良愿望，有点理想化了，因为其假设是价格和需求量成反比的。事实上当商品成为投资品后，买家追涨成为必然，何况人类从来就有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所以均衡价格论认为消费者能够支付的房价低于商家的供给价格时，房价将下跌，本身就是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同时，商品房的产权被分割了，消费者买的是未来产权，可以向银行按揭，消费者可以支付的房价远远高于他的现实购买力。
为了抑制消费和投资，降低房价增长幅度，最好的办法是抑制对未来的消费透支，这样银行不得已提高首付，调高利息，提高商品房投资成本，抑制投资需求，同时提高生产成本，以期降低供给量。这是一种直观有效的好办法。这样做可能引起发展商与职业投资者不满，但大多数人的福利还是得到了改善，这是宏观调控的目的。住宅具有强制福利性质，是一个社会的优越性之一。
若用成本价值论解释，房价成本主要是地价、税费、建安、营销成本，此外还有交易成本（制度运行成本），地价、建安成本各约为成本的30%-40%，也是相对确定的恒量。但营销和交易成本却极具可变性。营销成本为的是减少买家的信息搜寻费用，土地、建安成本主要是实现商品房的使用价值。只有过高的交易成本才构成了房价的不合理因素。所以房价过高，与其说是地价太高昂，不如说是交易成本过高。要降低房价，首先就要降低制度成本———交易费用。
有权威人士称如果实行土地年租制，降低税费等，将使房价降低3成。其实即便如此，房价也难以下降。因为还有利润这一影响房价的变量。资本有逐利本性。十几年来，房地产业利润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如资金雄厚的制造业，但这些产业的资金却没有大量转移到房地产业，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失灵了。而事实上更多的是银行信贷资本进入房地产开发。这是房地产业本身的垄断性质决定的，特别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一为土地垄断，二为资本（银行）垄断。银行成为房地产业“万能”的垄断者。因为土地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只有那些有门路的人，才有机会进入房地产业这一目前的暴利行业。所以房地产利润从来就是垄断利润，过高交易成本和垄断利润，房价与收入比过高就顺理成章了，尽管降低了社会平均福利。
指望房价下跌既不现实，也不太理智。香港房价下跌7成，大部分业主负债累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不必因房价太高昂而对发展商怨声载道。我们惟一期望的是房价的增长速度慢于收入的增长，降低房价收入比。在制度创新方面就是要减少管制和垄断，加快市场化进程；不要无节制信贷扩张，减少对未来收入的透支，抑制过度投资，避免市场机会主义泛滥成灾。与国外不同的是，我国人口太多，城市化水平低，仍然需要依赖土地租金增加财政收入。所以指望降低土地价格也不现实，何况市场本身也能够支持目前地价。银行信贷一直是调节商品房需求的杠杆，消费信贷助长了消费需求。现在的房价其实是20年以后的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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