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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天府早报》报道：作为试点，成都市金牛区人大代表近日正式向原选区选民述职。区人大常委会委员、成都金瑞通集团公司董事长钟永昭陈述了他为百姓做的若干实事，现场计票统计结果是：满意票49，基本满意票3，不满意票0。据说，明年起该区每年将安排1／3的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若选民投票“不满意”的超过50％，代表可以再述职1次，如选民
仍不满意，将考虑罢免该代表，或劝其辞职。
所谓“人大代表”，按说应完全彻底代表人民的利益和呼声。同时，人大代表也象征一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象征一种知名度。假如说由于人所共知的体制方面的原因，对官员的评价、任免一时尚无法做到完全以百姓意愿为依据，那么，通过一种完全的民主机制，让人大代表把百姓呼声、自己的公众形象看成“政治生命”，则没理由不做到。因为，“人大代表机制”和“官员机制”一直都有所不同。然而事实上，人大代表的产生以政府意志为主导乃至完全“走过场”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地方，人大代表则呈“官员化”或“成功人士化”趋势。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假如山东临沂机场暴力事件的主角、全国人大代表王廷江真的做到了笔者上述所言的“把百姓呼声、自己的公众形象看成政治生命”，这一事件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
无论王廷江过去为家乡经济发展作出了多大贡献，无论他过去的“义举”真的是出于道德追求还是进行的变相“交易”，无论他头上有多少耀眼的光环，无论机场打人是出于个人私愤还是真的替临沂人向山航“出气”，我们似乎都有理由怀疑：这样一个连续三次在机场闹事、骄横无理、个人修养水平低下的人，该不该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抑或说他是怎样当上的？我们更有理由诘问：在他一步步获得政治荣誉和光环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究竟是人民意志还是长官意志。如此说源于笔者的一种简单的思考逻辑：假如这里已完全建立了人民群众对人大代表全方位监督、评价的民主机制，即使有部分人或少部分人曾受其之“惠”而投他的赞成票，那么，并不能排除更多人对他个人品行、修养提出疑义的可能。因为人民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广泛的概念，“广泛”就广泛在不同的人观察、评价一个人的角度定会有不同，而诸多不同合在一起，便是一个客观、全面评价体系。假如临沂也有如成都金牛区人大那样的述职制度，就凭他前两次在机场闹事或在别的场合的骄横行为，说不定会有不少选民投他的“不满意”票，甚至因此被劝其辞职。
钟永昭和王廷江都是企业家，都是成功人士，都因此当上了人大代表，但二人的价值追求、心态、行为肯定会有所不同，因为和当地选民的关系不同、“人大代表机制”不同。
无论一个人在某方面做出了多大贡献，无论一个企业家为当地创造了多少财政收入，他都不能被认为具备了“人大代表”的当然资格。这是因为，“人民代表”还需要有以下的基本内涵：他首先是一个守法公民，他在个人品行、修养方面，也应该为民表率。
成都市金牛区人大的做法无疑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它起码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思考意义，例如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关系、赋予其代表资格的权力主体究竟应该是谁、人民代表应怎样进行自我约束等等；二是体制的建设性意义，例如人民代表制度在运行上应保持怎样的独立性，以及与各级党委、政府应保持怎样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一个民主法治建设的问题：当地方党委、政府仍拥有超越一切的权力并保持着浓重的“人治”色彩，要实现笔者上述种种设想和良好愿望，几乎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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