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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投入无法挽回艾滋病患者的生命，“灵丹妙药”又难以寻觅，一段时间以来全球不断传出抗击艾滋病的悲观论调，认为对治疗艾滋病的投资与“效益”难成比例。然而事实否定了这一观点。投资负担得起效益看得见
以巴西为例，1996年该国在世界上第一个推出发放廉价艾滋病药物计划，政府为这项计划投资18亿美元。据统计，1996年到2002年，巴西10多万人接受了免费治疗，巴西艾滋病
患者中偶然性感染率下降了80％，住院人数也大幅下降。国际著名艾滋病专家、巴西医生保罗·特谢拉算了笔账，几年间因巴西人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及人数大幅下降，政府实际上节省了20多亿美元的医疗救护补贴，这还没有把大量患者因不用住院而节约的社会资源包括在内。
科特迪瓦特雷什维尔医院不久前向法国媒体发布的公报也显示，1995年到1999年，艾滋病是科特迪瓦电力公司员工死亡的主因，此后，公司为艾滋病患者免费获得药物投资21万美元，仅用了2年，这家公司的艾滋病患者死亡率就下降60％，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较过去下降了78％，患者住院率下降81％，这些下降直接为科电力公司节省了56万美元。
此外，世界银行200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印度，让艾滋病患者每多活一年的投资不到300美元，这大大少于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防止母婴艾滋病传播每一例的投资是30美元，这应该是许多国家负担得起的。这些措施为社会带来的效益可以从多方面看到。防治艾滋病投资关系全球经济
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无法漠视其他国家的艾滋病发展现状。2001年联合国有关报告也指出，美国等工业化国家每年只拿出不足1％的海外开发预算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防治艾滋病。但艾滋病蔓延已成为跨国家、跨地区的国际性问题，需要更大的投资。当年时任美国国务院负责艾滋病事务的高级官员卡特·福斯特就说过，非洲是美国重要的能源进口基地，而艾滋病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对非洲地区艾滋病现状不闻不问，将严重影响美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利益。
由此看来，对治疗艾滋病的投资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这场危机的冲击下“独善其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付出努力，所有国家都不应低估治疗艾滋病的投资所带来的“效益”。正如去年全球艾滋病大会上，法国著名的“健康经济学”专家保罗·莫阿蒂所说：“治疗艾滋病，这从来就不仅仅是人道主义问题，这是一个经济效益问题。”杨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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