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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火召虎编辑：汪静
11月29日傍晚17点30分，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被请到南京菲亚特合资公司，该公司副总经理兼商务部总经理孙勇明确表示，他将辞去南京菲亚特合资公司一切职务。通常决定一个经理人命运的是他自己创造的业绩，但这一次不同，合资企业中外双方的利益角逐，决定了这个在投资者之间作“缓冲垫”的影子人物的命运。一个人的神话
11月30日早上7点57分记者的手机上显示出孙勇的短信：“昨天中外双方股东已同意我一个月前提出的辞职申请，我将于任期届满后离开现职，12月6日前将与接替我的意方代表办完交接手续，南汽集团方面希望我回集团担任领导职务，我已婉拒。至于下一步走向，明确后再告诉你。”
南汽新闻发言人说：“职业经理人的去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南京菲亚特经过4年多的发展，已经建立了一套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培养了一支专业化的管理团队，企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因此，个人的变动对合资公司的运营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位发言人同时强调，作为公司副总经理，孙勇工作思路开阔，业务谙熟，兢兢业业，具有较高的职业水准，一年来尽职尽责地完成了本职工作。现在我们抛开书面文字，听听私下交谈的内容，其实多数人已经察觉，南京菲亚特的各级管理层在看待孙勇工作方式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主要是从孙勇年初宣布降价时产生的。
孙勇上台伊始便展开“春雷行动”，派力奥、西耶那一夜间降了近4万元。中方认为降价降得早，就能掌握主动，但意方认为单纯的降价只能让菲亚特品牌蒙羞，不会在市场整体下挫时形成长久的号召力。意方已经回国的销售副总拿波达诺就曾对记者讲：“重要的是了解市场需要什么产品，比如客户喜欢什么颜色，什么配置，而不是只知道降价。”
中方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尽管中方高层对孙勇很满意，但中层对孙勇大刀阔斧式的价格行动也有意见。南汽一位中层干部说：“我们对他不是很了解，但感觉上他是从媒体出来的，对经营一线的事情似乎不是特别熟悉。降价的时候大家心情很复杂，降价本身很令人兴奋，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在这之后，他没有拿出什么更好的招，还只是一味的降价、降价，对于靠企业吃饭的职工来讲，这挺让人心痛的。”
降价时机虽选得好，却没有跟进更好的营销组合。孙勇在春雷行动之后通过新闻稿宣布了配件降价，但事实上这一行动早在他来之前已经开始，虽然此举经过孙勇的整合包装，市场反响强烈，但由于市场整体下滑，多数用户关注车价涨落时，不再能平心静气地把使用成本和购买成本联系起来，这使得孙勇的降价策划很快被其他厂家的跟进所淹没。
回想8个月前，孙勇刚从奇瑞来到南京菲亚特，南汽颇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此时却分道扬镳，不禁令人唏嘘。现任中国汽车咨询委员会秘书长的滕伯乐曾是南汽的老领导，他说：“我1981年到1990年在南汽工作，那个时候轿车项目还在偷偷干，厂子刚谈好江宁开发区的地，现在不一样，条件好多了。但任何事都不是一个人几天能办完的。”他认为最好不要强调一个人的作用，把一个人变得神秘甚至变成神话，这不好。
孙勇走了，中方竭力挽留，而意方竟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一个人的神话已经终结，合资双方的博弈才刚刚开始。两个人的企业
茅晓明、景伯青、孙勇、叶良侠，南京菲亚特两年里换的都是销售总经理，但是有一个人已经二十年没有换过了，他就是南汽董事长黄小平。在南汽你会发现这家企业其实是黄董事长和菲亚特的意方代表，两个强权人物在执导的一台戏，而销售经理更像是按照剧本行动的主角。
中方强势，还是意方强势，在一家各占50％股权的企业里，这种明争暗斗更容易激化。
现在看起来，意方的话语权更强，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对新经理人的任命，南汽并没有让常务副总孙卫健接替孙勇的职务，而是选派了另一位意方相中的空降兵——叶良侠。孙勇在短信中也透出“意方代表接替”的字眼。据发言人透露：“叶良侠具有丰富的销售经理和国际化管理背景，曾在某世界知名计算机销售公司担任总经理，接任之前，在通用汽车中国公司从事高级管理工作。”由于菲亚特和通用是战略合作关系，对中国市场陌生的菲亚特利用已经在中国获得成功的通用经验，任命有通用公司背景的人顺理成章。但细心的人发现，早在孙勇辞职前的今年年初，瑞斯（Ｂｏｂ．Ｒｉｃｅ）就接替回国的恰巴出任南京菲亚特副董事长兼菲亚特中国区总代表，而瑞斯恰巧也是从通用中国出来的。这位人称“米总”的意方一把手，虽然和叶良侠不是同事（瑞斯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通用中国负责人），但考虑到双方共同的渊源，叶应该是通过米总保举的人。通用中国工作人员介绍，“瑞斯这个人早就从通用退休了，叶是去年从通用北京办事处离职的，之前在通用并没有从事实际的销售业务”。按照美国大企业的传统，即使瑞斯不工作也能过得非常舒服，现在他来菲亚特工作就必须要保住自己的职业声望。
通过他对南汽和南京菲亚特的观察，瑞斯显然发现确保话语权非常重要。把一个和自己关系更近的人拉进来，既是突出自己在企业中一言九鼎的地位，也能形成保证意方的利益，毕竟在销售总经理这个职位上，意方还从来没有染指过，这也说明当初双方在合资合同中并没有明确这个职位应该由哪一方来担任。原南京菲亚特商务部的一位负责人说：“在我走之前，双方的合作是很融洽的，意方似乎不太介入具体经营。其实意方对经销部门主管的人选也提出过要求。当时负责营销模式的拿波达诺和负责网络的托蒂都有这个能力。”
同富贵易，共患难难。当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一些利益冲突往往会更加微妙。恰在此时，中方的权力内讧也达到顶峰，最初的销售团队被拆散了。原销售总经理茅晓明因为与黄小平意见不合而离开，茅手下的一批骨干如薛翔等人也调回南汽本部，本来设计好的分大区、加品牌部等非常高效的机构改革，由于人的散失而面临流产，黄小平被迫把一些自己在南汽扶持的干部推到新的岗位上去。这些人有的是车间主任，有的是分厂的党委书记，而且多数没干过营销，黄把他们充实到一线管理层后，再加上空降而来的孙勇，形成了一个从未配合过的班子。虽然这个班子的市场行为快速高效，大家也都努力进取，无奈就是形不成聚合效应。加上南汽一贯以产品优先为经营思路，产品线又只有一个平台。意方本来仰仗中方的市场经验，但看到中方的痼疾和内乱一时半晌解决不了，影响到企业生存，便提出要权。中方也很着急，为了南汽最优良的资产——菲亚特不会陷入泥潭，此时也只得让步。
南京菲亚特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称：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意方希望由他们选择一位经理人。从宽容的角度看，这种要求也不过分。此间专家认为，一个合资企业的利益是共同的，权力博弈可能暂时有利于一方，而从长远看，企业盈利不靠机构调整，不靠人员流动，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去执行。南京菲亚特送走孙勇，还会有其他经理人，但是，如果长时间内没有一个团队的话，任何一方的利益都无法通过自己声音大小来实现。孙勇其人
1990年～1994年，先后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北京高尔夫集团任职；
1994年～2003年2月，进入新华社做记者，后担任《经济参考报·汽车周刊》编辑部主任；
2003年3月～11月，担任上汽集团奇瑞汽车有限公司经管会成员兼销售公司总经理；
2004年2月27日，担任南京菲亚特副总经理兼商务部总经理；
2004年12月6日，离开南京菲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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